武 敏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320）
自译有两个广为引用的定义，一个来自波波维奇：“由作者本人将原作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1]（P17），另一个来自格鲁特曼：“自译”既指将自己的写作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行为，又指这一行为的结果[The term“self-translation”can refer both to the act of translating one’s own writings into another language and the result of such an undertaking.][2]（P257），后者相较于前者将自译行为的结果纳入了定义之中，故而引用更广。从定义可以看出，一方面自译与翻译相似，都涉及作品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
另一方面，自译因其主体的特殊性（作者-译者合二为一）而获得部分“作者的特权”，从而与传统的翻译产生偏差，本文中将这种由他人进行的翻译称为“他译”。
在欧洲，自译现象远在中世纪时期便已出现，但是相关研究“大约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陆续出现”[3]（P111）。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移民、流散现象的加剧，自译变得日益普遍，兼之自译突出的文化间性、语言间性、文学间性的特征，自译研究逐步升温，渐呈热点之势。在我国，自译研究“从2004年之后逐渐开始现象化”，2009年开始呈“明显的上升趋势”[3]（P114）。相对翻译而言，自译“译”的名称定位使它大量借用翻译研究的术语，作为目前研究热点之一的自译策略也不例外，如在大量文献中提及的“增译减译①”[4][5][6][7]。但是，自译特殊的主体特征使得自译者在运用翻译策略时更加“自由”和灵活，因而自译视阈下的“增译”和“减译”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别于翻译研究中的“增译”和“减译”。因此，有必要对二者加以区分，通过细分自译的策略类别，规范其术语使用，彰显自译研究的本质特征，促进自译的系统化研究。
自译中的增译现象，由文内增译和文外增译构成。文外增译是以副文本的形式所增加的文字注释或图片、图表等信息，与他译较为相近，本文从略。自译的文内增译，通常包括以图片、图表为主要形式的多模态增译和常见的文字性增译，后者则涵盖句法性、语义性、修辞性、文化性、篇章性和修订性增译。下文将基于《萧乾作品精选》[8]、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直译为《红土地的女儿们》）[9]及其中文自译《红浮萍》[10]等代表性作品实例，对自译中的增译现象加以分析。
（一）多模态增译
多模态增译指自译文本创造性地运用图片等非语言符号，以直观形象的方式介绍一些较为抽象难懂的概念、现象、原理、流程等，或是展示文化符号与产品等，这无疑是一种经济而又生动的增译方式。例如，在李乔苹自译的The Chemical Arts of Old China（汉语书名《中国化学史》）中，“增用39幅实物图和手绘图”[7]（P111），这对于西方读者在理解和接受上能够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不失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种有效辅助手段。目前在他译中这类增译较为少见，相关的研究缺乏，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自译的兴起，多模态增译将拥有更加多元的形态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值得深入探究。
（二）文字性增译
自译中的文字性增译，既包括他译中常见的句法性增译和语义性增译，也包括相对更加自由的修辞性增译和文化性增译，还包括独具特色的篇章性增译和修订性增译。因本文重在凸显自译相对他译的区别性特征，故对句法性和语义性的增译从略，重点分析后面四类。
1、修辞性增译
修辞性增译以增强表达效果为目标，相对于语言的通顺或语义的准确，它更看重文字的形象性与感染力。文学自译中自译者的作家身份，使得艺术性成为自译的普遍追求，因而出现大量修辞性增译。
原文1：……就又一面看，一面用笨重的脚步盲目地向楼上走。[8]（P57）
自 译1：...the way he spread the paper and walked without looking where he was going made me think of a lost ship sailing a wild sea.[8]（P66）
此例自译增加了对叙事者心理活动的描写，表达了对叙事对象的深切同情，新增意象a lost ship sailing a wild sea（航行在汹涌海面上的迷途帆船）刻画了家乡沦陷给爱国青年带来的失落与痛苦。
这类增译较为灵活，虽未偏离原文的主旨与精神，却无疑背离了传统的“忠实”观，非自译者轻易不敢擅越雷池。
2、文化性增译
文化性增译是对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信息缺省的补偿手段，在翻译中这类增译自有其必要性，但自译中这类增译显得更为自由。
原文2：最可气的是那些小子们把宿舍用红绿纸糊满，说什么“禁止娱乐”！[8]（P39）
自译2：...and the most abominable thing was the poster outside every dormitory:“Hedonism while the dwarfish Japs are nibbling at North China is TREACHERY.”[8]（P48）
此例中，为避免异语读者误解“禁止娱乐”的内涵，自译者一方面选用贬义词来翻译“娱乐”和“禁止”，一方面增加了上下文中提及的日本侵华背景。对于当时大多置身事外的西方读者，这一增译可以强化“禁止娱乐”的时代合理性，为中国抗日赢得更多国际同情与支持。
3、篇章性增译
篇章性增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它主要通过增补词、句、篇等形式强化文章内部的逻辑关联，使文章过渡自然，叙事清晰。
原文3：一阵眩晕，他注意到课室方向的灯光了。[8]（P39）
自译3：...he felt dizzy.The night seemed lit up with fire--no,it was a light shining out from one of the classroom windows.[8]（P48）
此例中，男主人公闷坐许久后站立起来，英文填补了“眩晕”同“注意到……灯光”之间的关联，不仅逻辑清晰，同时生动逼真。此外，“课室”前后增补的one of和windows使英文表述准确、明晰，属于更为常见的语义性增译。
篇章性增译有助于增强叙事的清晰性和连贯性，但普通他译者似乎只能“望洋兴叹”。
4、修订性增译
自译者身兼作者的特殊主体身份，赋予他们修订原文的“特权”。李彦曾如此解释她的自译策略：
开始创作《红浮萍》的时候，我才三十岁出头，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和人性的理解，认识是有局限的。译写中文版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更加成熟了，看待人性和历史时更加深入和客观了。所以《红浮萍》中文版在细节上、表述上都跟英文版有些差别。[9]（P50）
正因为自译作品见证着作者的成长，自译《红浮萍》就成了李彦反思前我、修订原作的一个机会，自译本因之增加了大量评价、说明和细节。
原文4：Was his wrongdoing really responsible for my mother’s unhappy life,as she always claimed?Was it fair to blame him for what had happene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Or should someone else be blamed?If so,who?[10]（P3）
自译4：我开始疑惑：给妈妈带来厄运的，果真是楠吗？如她一贯所坚信的那样，把我们几十年来历尽的劫难都推到他的头上，公平吗？显然不。可如果不怨他，又怨谁呢？命运？时代？还是我们自己？[11]（P4）
小说开头，女主人公接到生父的死讯后，思绪纷繁。汉语文本有三处明显的增译，其中第一处总括下文的“我开始疑惑”，属于承上启下的篇章性增译；
二是“显然不”的回答，使自译者的态度明晰化；
三是句尾尝试对“怨谁”做出的回答“命运？时代？还是我们自己？”显示出自译者更加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于内因而非外因。这一人生态度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作品基调、人物形象和叙事情节的变化；
第三处增译无疑是修订性的。此例将篇章性、语义性和修订性增译融为一体，展现了自译者对各种增译技巧的娴熟使用，也表明了增译对于自译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自译作品广泛使用增译，且增译的形式灵活多样，相对于他译更趋自由。这是由自译者特殊的主体身份所决定的，其他决定因素还包括读者对象、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自译目的。正因自译中增译技巧的选择更加自由和庞杂，为了规范自译研究，有必要对其术语加以系统化研究。
由上节例证可知，自译中“增译”与他译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明显差异，特别是由于自译的自由化特性，极大拓展了增译的限度。出于术语规范的目的，本节首先综合梳理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然后基于上文的分析系统总结自译中的增译方法与技巧，并倡导精细化使用术语。
“增译法”[12]（P68）是常用的翻译术语之一，但不同的文献采用的术语名称并不一致。在“全国使用面最广、影响最大”[13]（P12）的《英汉翻译教程》中，所用术语是“增词法”，即“在翻译时按意义上（或修辞上）和句法上的需要增加一些词，更忠实通顺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14]（P58），在其他教材中也被称为“增益法”[15]（P44）或“增补译法”[16]（P95）。名称虽有不同，但其基本原则一脉相承：“增词不增意”[16]（P95），换言之，增加的是原文字面上没有，但在结构、语义或修辞上不可或缺的词语或短语。随着对翻译认识的深入，增译的范围和幅度逐渐拓展，章和升、王云桥将“增补背景词”列为三类增译之一，将文化差异纳入增译视线[15]（P44）；
王振国、李艳琳将增补的对象从词和词组扩展到句子[16]（P95）；
黄忠廉将增译的原则拓展为“增形不增义”[17]（P73），进一步扩大了增译的外延。考虑到“增词法”用语的局限性和“增益”“增补”等术语的语义重复性，本文选用的术语是“增译”。
在自译研究领域，增译多分散在单一作品的讨论中，对不同性质的增译未加区分，且研究聚焦于较为自由化的增译。林克难是国内较早研究自译策略的人，他指出萧乾在自译时使用了“增删自如”的译法，如在《刘粹刚之死》结尾增加了一大段文字[4]；
桑仲刚指出张爱玲的《桂花蒸·阿小悲秋》英文自译增加了原文没有的叙述信息[6]；
陈吉荣、王宏印指出张爱玲在自译《更衣记》时增加了有关男子服饰的内容，《中国人的宗教》增加了实例[5]；
王烟朦、许明武指出，化学家李乔苹在自译中引用国内国际科学期刊扩充原文信息，并增加自译者的评论和阐释[7]。由此可见，自译文献中较多关注的是“无中生有”的修订性增译，未能系统总结不同类型的增译，难以展示增译的全貌。
由上节例证分析可知，自译中的“增译”涵盖了不同的层级和类型。它包括多模态增译和文字性增译两类方法，前者主要是以增加图、表的非语言方式介绍或解释信息，后者则是语言性的，囊括句法性、语义性、修辞性、文化性、篇章性和修订性增译六大技巧，尤其是其中后四类技巧，在自译中的运用颇具特色。根据相关的功能和特征，可对自译中的增译与他译加以比较。（见表1）
表1中的第1-3列，将自译中的“增译”体系细分为三个层级，其中“文内增译”相对宏观，本文将之视为策略，通过“多模态增译”和“文字性增译”的方法得到体现，并借助各类技巧来实现自译文本的目的与功能。第4-5列反映具体增译技巧意欲实现的功能、方式以及展现的特征。第6列则对自译与他译中的“增译”进行比较，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由表中可见，自译和他译中的“增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在策略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在技巧和特征上却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他译中的增译多为强制性的，即：不增译则会导致表达欠通顺、欠清晰、欠准确等问题；
自译中的增译则以灵活性作为重要或主要特征。在自译文字性增译的四类技巧中，相对而言，“兼具灵活性与强制性”的修辞性和文化性增译较易为他译接受，但争议在于灵活性的“限度”问题；
“灵活性为主”或“灵活性”的增译在他译中较少或极少使用，是自译对于翻译技巧的独特贡献。另一方面，他译中的增译技巧自译均会运用，而自译中的增译在他译中也大多适用，即便是篇章性增译和修订性增译在他译中也可能局部使用。因此，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渐变关系，词、短语、句、篇均可成为自译中增译的单位，明显超出了传统翻译界定的范围。总体而言，自译中的增译虽然更加灵活、自由，但均有其特定目的、有助于实现特定功能，并非随意的任性行为。
由于增译在自译中广泛、大胆、颇有创新的运用，使得增译成为文献中最常见的自译策略之一，但既有文献多限于对自译“增删自如”的笼统认识，而鲜少关注增译的系统性和层级性，术语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明晰，不同增译方式的差异及其内在关联、深层意图及其实现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释。本文尝试对增译术语体系进行精细化建构，希望能以增译为例辨析自译与他译的关系，界定自译的性质，凸显自译的价值。
随着国际交流和自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作者翻译自己的作品，自译作品的范畴由文学翻译拓展到学术论文与著作、应用文、娱乐语篇和网络文本，因此，自译正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长点。由于自译所特有的自由性，增译在自译中发展出较为完备的体系以及灵活多样的技巧。它对传统的“增译”概念有继承，有发展，更有突破，极大拓宽了其内涵与外延，尤其是修订性增译，无疑是“原作者特权”在自译中的延伸。同时，多模态增译对于跨文化翻译不乏借鉴价值，在网络化、数字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这类增译值得更多的学界关注。随着自译媒介与体裁的丰富，增译的技巧将呈现开放性的发展趋势。因此，及时总结自译作品的翻译实例，将貌似“杂草丛生”的手法“铲平”“修剪”“造型”，能促进各类方法和技巧以齐整有序的面貌融入自译策略体系之中，并为丰富翻译的策略体系提供启示与借鉴，从而推动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增进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表1：自译中“增译”的层级结构及其与他译的比较
自译“译”的定性使它一方面利用翻译术语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研究，一方面因其“自”的特殊主体性而拓展了翻译的定义和边界，在丰富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同时，面临着自身到底是否属于翻译的终极之问，“自”和“译”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本文认为，自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在当今时代，翻译文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翻译目的的多元化、语言和文化差异的鸿沟等现实问题迫使翻译不断拓展其策略、方法和技巧，以有效应对面临的翻译问题，实现翻译的既定目标，在这个方面，自译研究无疑大有可为。作为翻译学科新的学术增长点，自译既要服务于翻译实践，更需要对翻译实践中形形色色的翻译手段加以总结梳理和凝练。本文仅以增译为例，试图为清晰勾勒自译策略体系概貌图提供参考。
相对于翻译，自译在我国的研究历史不长，因此，在自译的定性、伦理、策略体系等诸方面都存在争议和研究空白点，在研究的宏观视角上还有待拓展。此外，当前的自译研究多关注单一自译者或单一自译作品，未来需要开展更多的综合性、系统化研究，以期做出更为深刻的发现。同时，自译在实践中依然持续发展，对不同体裁、媒介的自译研究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翻译策略是目前使用较为混乱的概念，因文献中大多将“增译减译”视为自译策略，本文是在广义上和相对意义上使用“策略”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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