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少龙
（中共清远市委党校对外培训科，广东清远 511500）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真理却不教条，坚持创新却不忘初心，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创新与传承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 “两个相结合”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在充分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准确把握和展望，是理解第一个百年和下一个百年，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的一把金钥匙，即中国为何从昨日之中国变为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又将成为怎样的未来之中国。
“两个相结合” 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大层面，其实就是怎样处理好指导理论、具体实践、文化传统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试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去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逻辑，将其分解为三个问题，一是为何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 “化” 中国，也就是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指导中国的实践？二是为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 “中国化” ，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什么一定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升华为 “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三是为何马克思主义要 “化为中国”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不能丢掉中国特色？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融合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新指导实践。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首要是搞清楚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 “化中国” ，只有理解了这个逻辑，才能够更好地去理解 “中国化” 和 “化为中国” 另外两个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课题的整个逻辑就打通了。
一种理论能否被一个国家所接受，主要取决于三点，主体的需求性、客体的匹配性、检验的有效性。正如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病人能否被医治好，既取决于医生对于病症进行准确而深入的病理分析、也需要对症下药，同时需要成功的案例作为参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成为挽救民族危亡、摆脱民族危机的 “灵丹妙药” ，也同样离不开这三方面的因素。
1.1 中华民族的危机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中华民族的危机到底是怎样的危机。中华民族的危机是来自于外部吗？确实是集中表现在外部，但是外部危机只是表象。危机根源在于内部，就如病人之所以能够被别人打倒，不仅在于对手有多强大，更在于自身的免疫力和体力大大衰退。明清以降，随着君主专制的高度强化、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中国传统的进取精神和创新活力被消磨殆尽，社会僵化。虽然江南地区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活跃，启蒙思潮一度萌发，但是新的因素并没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现社会转型，走向工业社会，从此陷入了封建治乱兴衰的死循环，也就是民主人士黄炎培在1945年访问毛主席时提到的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历史周期律，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中华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内部的文化危机，是创造精神和创新动力的丧失，所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要 “革故鼎新” ，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1.2 马克思主义的特性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危机是内部的文化危机，那么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最好的药方就是一剂可以唤醒创造精神的良药，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变革，彻底跳出封建体系才能找到出路。清政府各种自救运动，包括洋务运动、宪政改革，还有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本身都是在封建体系中变动，也就注定要走向失败。资产阶级也曾想改变封建体系，但是没有一个方案成功，就在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世界根本就没有落后中国的容身之处，西方列强显然没有打算让中国成为其中一员，只是把中国当做一块可瓜分的 “肥肉” 。
相比其它各种学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是很早，但是能够后来者居上，在中国行得通，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性与超越性。马克思有祖国，但是马克思主义无国界。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普遍真理。中国社会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特殊性中蕴藏着一般性，中国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性问题。
与此同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社会发展规律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
“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就体现在：肯定现世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同时又对其进行批判，构建更为合理和美好的新的社会制度和世界体系，这无疑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进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优势和资源发展自己，就可以超越封建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摆脱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性和超越性，就决定了其可以 “化” 中国，可以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毛泽东曾经回忆到：
“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由此可见，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犹如一道闪电，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活性基因，激发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创新动力。
1.3 俄国十月革命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能够 “化” 中国，很大程度上在于它首先 “化” 了俄国，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真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刚传入中国却一直被冷落，而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救国的 “良药” 。犹如找到了 “救命稻草” 一般，陈独秀、李大钊开始在中国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并 “相约建党” 。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由此可见，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践坚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加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
中国共产党坚守百年初心的历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一百年。
2.1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凡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活学活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不断取得进步和蒸蒸日上。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高大上的 “圣旨” 和 “绝对真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必然遭受挫折。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和建设探索过程中，也曾经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如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犯了 “右” 倾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在土地革命时期犯了 “左” 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实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本质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脱节，理论和实践两张皮，高大上的真理接不了地气，自然也就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自身建设的政党，具有自我革命的精神特质。面对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失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实现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个命题。他指出：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3]。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掀起了整风运动，按照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宗旨，彻底肃清了左倾和右倾错误，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2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的历史性飞跃和四个伟大成就
一百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历史性飞跃。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理论成果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新的飞跃。在 “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时期的伟大成就，分别完成了救国大业、兴国大业、富国大业和强国大业。
过去的一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分别在实践向度、理论向度和文化向度的充分展开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向度就是马克思主义 “化” 中国的过程，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向度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的过程，即将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征程中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两个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来滋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马克思主义 “化为中国” ，以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
3.1 结合的可能性：人文性、实践性、共同性
这一百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完成的，既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 “两个先锋队” 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和发展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马克思主义而从衰微走向重振，两者并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同频共振。之所以会同频共振，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内在的高度契合性。一是人文性，中国古代的 “民本” 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的自由，反对 “人的异化” 都是突出 “以人为中心” 。二是实践性，都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关注社会现实。三是共同性，中华民族对 “天下大同” 的向往与马克思主义 “解放全人类” ，实现共产主义的追求是基本相通的。
3.2 结合的必要性：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回望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 “化为中国” 极其必要，就在于当前中国所处的两个大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面对不断增多的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国作为世界格局演变中最大的变量，有责任也有能力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必须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增强发展的战略主动性。自立自强，不仅靠科技创新和经济自立，更要增强文化自信，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4]。用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来滋养新文化，为其提供不竭动力。中国需要变得更强，也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只有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3 如何实现结合：
“文以载道” “文以化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实现有效结合，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两者的结合点。两者的结合点恰恰就在于都是人类优秀文化，凸显了其 “文以载道” 和 “文以化人” 的使命与价值，其一是相通的大道，其二是浓厚的人文关怀。
首先是要 “文以载道” ，文化的使命就是要传承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着眼，弘扬和践行大道，构建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价值体系。什么是道，道在中国文化里是最根本的，是高于法、术、势的，体现的是目标和价值追求。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大道？就是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怎么实现大道，就是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5]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等于 “文化复古” ，创造新文化不能背离历史传统，搞 “历史虚无主义” 。传统和现代如同树根与树叶的关系，民族与世界如同支流与主流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代替谁。中华民族不仅要自己走正道，也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走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构建世界的大道。
其次，文化要 “文以化人” ，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是为人服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马克思所畅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精神高度文明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都是 “以人为中心”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依然是 “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
“文以化人” 就是要发挥文化和教育的功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在文化自信和精神自立中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 “化” 中国、 “中国化” “化为中国” 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这个链条连接着历史、现实和未来，从本质上揭示了如何处理好文化的积存和消化问题。历史和现实深刻证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能闭门造车，要不断学习和积存世界优秀文化，更要立足中国本土，坚持中国特色，注重消化和吸收。学习必然会积存，积存必须加以消化，一切外在的知识只有通过消化才能成为内在的认知，也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才能成为更好的中国，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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