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阳
1977年，《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学刊》(CanadianJournalofPoliticalandSocialTheory)在卷首重磅发表了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题为《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spotofWesternMarxism)的论文。斯迈思在文中明确提出传播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系统性断裂”。在文章尾注中，斯迈思更是将理论对话的矛头直指葛兰西、阿多诺、霍克海默、雷蒙·威廉斯、普兰查斯、阿尔都塞、萨米尔·阿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的重要思想家，随即在传播研究领域激发了一场漫长的“盲点辩论”①。抛开思想辩论的实质争议，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看，斯迈思的论断实际上为传播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考据思路：传播思想史的知识建构基于两个核心问题，即传播研究的结构性外延在哪里？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和现象载体是什么？
这一思路不仅在认识论层面对传播研究做出理论重塑，而且在实践意义上为理解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的物质基础和行动主义框架提供了现实主义线索，从而为深入理解和推动文化“走出去”等国际传播实践铺设了理论基石。
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本文首先尝试从传播思想史层面对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学——在传播研究中主要体现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交叉理论分析，挖掘政治经济学的跨疆界语境和全球传播趋向，以及全球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脉络，分别回应斯迈思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和现象载体”与“传播的结构性外延”两个问题。其次，本文以丹·席勒(Dan Schiller)、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斯迈思等学者的传播思想为分析基点，展示数字资本与信息网络全球化、文化与意识形态全球化这两个全球传播与政治经济学的“交点议题”，以此梳理和评述西方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谱系和理论张力。最后，本文提出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互构”与“重校”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交叠，这为梳理传播研究中政治经济学和全球传播的思想脉络、打开传播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想象力，提供了一种动态化和结构化解读的理论可能，同时也为推动文化“走出去”的现实交融和价值融通提供了历史化、结构化的理论基点。
与批判法学运动(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s)、社会学批判学派在冷战社会科学中异军突起相似，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communication)是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当代批判理论体系的重要分支和思想运动共享了两个历史背景：20世纪30—4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20世纪5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去殖民化运动，以及西方体系内部的激进运动对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挑战。除此之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还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传播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扩张，及其在全球资本积累和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中发挥日益核心的作用(莫斯可，1996/1998；
席勒，2007/2012；
赵月枝，2018)。
赵月枝、邢国欣(2011)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研究路径和学术前沿》中，将西方和第三世界的跨疆界左翼理论和革命运动追溯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起源。赵月枝(2018)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反帝反殖运动和西方内部进步运动共同构成了一个激发性的土壤，在传播学学科内部鼓舞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批判研究对美国主流实证研究的挑战。
与之不同的是，莫斯可和席勒(2007/2012)倾向于以技术细节为抓手，从传播应用、权力政治与技术政治经济学三个层面把握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进路。尽管有别于宏大历史分析，但他们微观的分析视角也同样推导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得以诞生的跨疆界语境：多元化的传播产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迅速扩张；
传播产业随后自北美的跨国辐射，及其在强劲的去殖民化社会背景下，引发其他国家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政治回应；
以及在全球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信息和传播发挥的日趋核心的关键作用。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再思考与再更新》(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RethinkingandRenewal)一书中，莫斯可特别提及传播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影响对传播研究的主导。“商业与国家势力的增长，有助于西方核心国家拓展他们的权威到世界各地并造成动乱，如此激使政治经济研究对媒介帝国主义议题进行热烈辩论”(莫斯可，1996/1998，p.117)。这不仅有助于剖析技术、学术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密切互动，而且在学科建制化的思想史梳理中，再次将跨疆界的历史语境“前景化”：跨疆界的全球传播史是理解传播现象及其实践的内生语境和理论视角。
如果将时间拨回传播研究的思想缘起，历史视野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传播”踪影则更为清晰。根据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等人(Wasko et al.,2011)的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直接发端于政治经济学对欧洲“启蒙运动”观念及其思想扩张的回应和批判。
作为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背景下的思想革命运动，政治经济学逐步发展出了三种建立于“公私”二元论前提上的核心主张，即基于实证主义，并通过理性化的理论体系话语表达的，关于自然与社会世界的阐释方式，替代独断专行的封建王权，基于公民身份、政治辩论和公共决策的统治体系，以及去宗教化的道德行为准则，以此在个人利益与公共需求之间建立平衡。在这一现代社会的思想启蒙中，传播工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双重角色”：它既是一种限定于自身权利范围的工业体系，也是一种令政治辩论得以再现和开展的重要平台；
在超越疆域的地缘政治意义上，关于总体系的想象和论证则贯穿其中(Wasko et al.,2011)。
这里有必要区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思想传统，因为这涉及如何定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和认知前提。双方都对资本主义在日常运作中“如何置入剥削与非正义，生产不平等，以及削弱关联性和团结性”等问题展开了实证考察，但不同之处在于双方对矛盾的解决提出了不同方案。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需要发展良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平衡市场与国家干预等理论，以此全面认识资本主义革命，回应“三大主张”思潮(Wasko et al.,2011)。然而，正如其《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彰显的，马克思(2004)认为，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首先需要废除资本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基于后者，即批判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而成，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考察现代劳动分工关系中的全球传播生态及其权力关系的理论体系。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逐步提炼出整体性、历史性、伦理性和实践性的四种基本分析框架。
从学术发展脉络看，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讨论了批判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们指出，批判传播学在与社会建构的有机互动中，不断发展出整体性和实践性的研究取向(Murdock &Golding，1973；
Golding &Murdock，1978)。在随后的专著《传播政治经济学：再思考与再更新》中，莫斯可(1996/1998)将这一脉络系统化。2011年出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则提纲挈领地概括出了这一框架(Wasko et al.,2011)。在中文语境中，曹晋和赵月枝最早在2008年引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脉络和学术关切。她们在提炼了莫斯可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科学的分析后提出，两种学术取向在处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问题时存在方法论差异(曹晋、赵月枝，2008)，分别对应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四个基本框架(Wasko et al.,2011)。
第一，传播政治经济学首先认为，经济议题是“整体性”议题，它不是排外的、被圈限的领域，而是需要被纳入政治组织和整体结构中的社会性生产实践；
第二，权力变迁是“漫长的”议题，权力结构及其中心转移的问题需要在历史性、长时间段的矛盾及其传播中得到理解；
第三，理论包含了明确的道德判断和政治诉求，文化传播过程、政治组织方式和良善社会构成等都内在于理论的核心关切；
第四，批判理论介入创造社会性变革的实践行动，批判传播学者致力于成为和培养参与公共思考和政治辩论的“获知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s)。
不难看出，四种框架内在于全球物质结构、社会化劳动分工，以及跨区域文化系统的“跨疆域性”。随着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逐渐深入，这一跨疆域特性不断内在于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并出现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学者，包括：从学科先驱斯迈思、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到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卡拉·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席勒、瓦斯科、默多克、莫斯可、赵月枝、邱林川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等。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跨疆域传播批判理论。在后工业理论家提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说法时，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者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受众商品论”(audience as commodity)、“数字化断链”(digital disconnect)、“数字化衰退”(digital depression)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跨疆域、全球视野的传播理论。
随着信息网络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化铺展，全球传播研究日益成为当代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从现象学角度看，学者们分别从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跨文化全球传播、网络空间信息传播、全球信息秩序与国家安全等视角对这一领域做出过深入分析(姜飞、张楠，2019；
Thussu,2019；
洪宇，2020；
史安斌、盛阳，2020)。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全球传播的理论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和方法论启发，为西方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了两种发展思路，后者得以借此发展出文化的政治经济这一学术的内部替代性传统，以及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对全球传播运动提出在地化理论框架。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具体理解：
首先，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全球传播研究得以从理论内部发展。与其英国新左派同侪试图“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挖掘共产主义理论的内部替代性传统”、重新发现基于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通常以社会化分工、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再生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切入当代传播与文化全球化议题，开拓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空间(盛阳，2017)。这些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国际传播政策制定权与资源分配、无线电波频、电信、邮政与互联网传播劳动、信息与全球资本主义等。
以英国学者福克斯为例。作为首位“社交媒体教授”(Professor of Social Media)，福克斯在2016年出版的《在信息时代阅读马克思》(ReadingMarxintheInformationAge)中，从传播学和媒体研究的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Fuchs,2016)。值得一提的是，他借助《资本论》第二卷中货币流通公式的思想，绘制出从非洲金属矿山、全球南方装配生产线和服务链到美国硅谷科技城的传播体系流通公式地图，并论证，美国硅谷通信劳工的优渥报酬和高福利待遇，一方面是劳工不断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全球产业格局下，全球物质劳动的剩余价值不断流入美国福利“基金”的结果。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行动纲领的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直接促使批判传播学者不断反思和重建自身的理论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实践给深入体察共产主义阵营的部分学者带来了深入人心的精神震撼，并在冷战意识形态对立、“宁死不红”(better dead than red)的西方反共思潮下，引发了学科内部的激烈斗争。史安斌等学者提出，这在实际结果上不仅促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也奠定了西方学界中对“传播的另类现代性”道路的历史考察(史安斌、盛阳，2019)。
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迈思为例。在反共氛围十分尖锐的冷战年代，斯迈思就因为他的一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交的，关于吸纳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智慧，修订“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报告，触动了意识形态对立阵营的底线，而被逐出由美国政府主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续所有的相关活动②。
尽管斯迈思的学术生涯因这份名为《反思跨国传播研究计划》(ReflectionsonProposalsforanInternationalProgrammeofCommunicationsResearch)的报告而遭遇重大挫折，但文中提出的“商品意识形态属性”“技术非中立性”“文化检视”(cultural screening)等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概念，现在已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词。更重要的是，借用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判断，在国际传播秩序变革和权力重组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在文化、艺术和大众传媒产品被当做“贮存”剩余资本的扩张手段时，斯迈思当年提出的这些传播政治经济学问题，恰恰成了今天学术界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阿瑞基，1994/2011)。
与之呼应，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在其编著的《传播与阶级斗争》(CommunicationandClassStruggle)中，也曾摘录20世纪70年代中国信息产业工人关于电子计算机与技术民主的座谈会纪要，特别强调中国“技术群众路线”思想的全球传播意义(Mattelart,1980，p.38)。
《传播与阶级斗争》一书影响了英语学术界整整一代批判学者……它的国际性、它强烈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取向、它的批判和建设并重的追求，尤其是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有机知识生产定位，不仅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世界革命的记忆，令人荡气回肠，而且真正体现了马克思这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精髓(赵月枝，2018，p.3)。
正如上文所言，当代传播学者受到“自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资本主导，忽视工人抗争的主体性问题作出批判和反思(赵月枝，2018，p.3)，尽管当代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仍然恪守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以及货币流通公式的基本假说，但这一理论脉络的主流已经缺乏对历史化的国家性质的辩证思考，以及对政治权力等统治单位的复杂判断，因而在弱化“先锋党”理论(Vanguardism)的同时，给予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理论优先权。因此，如果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从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则有造成理论误读的危险。例如，在批判传播学重要期刊《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Triple C)2018年马克思纪念专刊的30篇文章中，没有一篇严肃讨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史安斌、盛阳，2018)。
作为理解全球传播现象的理论线索和社会语境，政治经济学需要被置于交叉分析的动态视角中激活：需要在国家性质，阶级、民族与帝国的关系，历史与文化的互动语境，以及行动者及其政治方案等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考察中分析传播问题(Zhao，2011)；
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左翼知识分子应该在肯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从国家和政党内部——不同于当代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争取和确保文化领导权的人民民主实质(赵月枝、吴畅畅，2016)。
鉴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为经典马克思主义重新注入了理论活力，对于资本主义中心的传播劳动、政策发展、商品化和跨国资本化过程具有强大的阐释力，且在很大程度上对政策制定和行业变革产生了实质影响，有必要在更为细致的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谱系中，批判性地借鉴其理论成果。
信息网络全球化是全球传播与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交叉点。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theHighestStageofCapitalism)这篇重要论述的标题中传达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都将资本垄断和金融资本主义判定为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最后形态(列宁，2009)。不同于列宁主义对这一“最后形态”的经典定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以帝国主义形式不断变幻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到达自身发展的极限，反而因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延展性，在突破思想边界的同时，不断寻觅新的资本化场所：它不仅极力将文化传播转化为资本积累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全新场域，而且常常依靠国家战略的强力推动，寻找并俘获新的技术和资本积累载体。
在这一基本框架下，传播研究中逐步发展出一脉专注于传播工业(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的政治经济学路径③。这一路径中备受关注的议题和代表学者包括：冷战电报法案与无线电波频分配(Smythe，1940，1942，1994；
Mattelart，1983，1996；
Nordenstreng，1984)、新自由主义与电信互联网产业政策(Schiller，1982，2007，2014；
Abbate，1999；
McChesney，2013；
Hong，2017)、传播劳动及其社会化过程(Mosco &McKercher，2008；
Qiu，2016；
Brophy，2017；
Mosco，2017；
Yao，2017)、媒体产业政策与政治经济学(Freedman，2008；
Curran &Seaton，2010)。他们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前提，致力于对传播产业政策的政治决策及其效果、传播劳工与劳动社会化、经济与劳动力再分配等问题的研究。囿于篇幅，本文无意全面建构相关领域的知识谱系，而是以席勒和莫斯可的信息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为思想基点，聚焦代表性学者们近年来关注的“信息网络全球化”这一重要理论和现实议题，整合提炼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信息传播时代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切，并借此引入当前学界颇为关切的中国传播议题，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启发。
在其梳理西方传播研究史的经典著作中，美国传播学者席勒就以“劳动”为核心概念展开论述。他认为，劳动不仅是物理生产或形体劳役，更是人类自我活动的特殊能力，其中言谈与思索、行动与活力等等，都是劳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唯有从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这个概念，也就是从人的自我活动具有兼容并蓄及整合的性质来构成自身的认知出发，传播研究才能开始发展(席勒，2007/2012)。
在安徽、江西、江苏、山东、陕西、甘肃、青海、河北、宁夏及内蒙古自治区抽取的蜜五味子、制五味子、酒五味子、南五味子（炙）等18批样品，其药品名称未收载于《中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中国药典》（2010年版第一增补本）及抽样地所在省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无检验依据，属超范围使用。
在其早年供职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时，作为经济学者的斯迈思就曾发表过《国际传播承运过程中的劳工问题》(Labor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commoncarriers,Smythe,1945)专门研究。在更早的1938—1944年，斯迈思于美国劳工部任职之际，展开过一系列关于传播业劳工状况的调查，并撰写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下的电报雇工》(TelegraphemployeesundertheFairLaborStandardsAct,1940)、《劳工市场数据》(Labourmarketdata,1942)等调研报告，详细分析了美国传播通信行业的雇佣劳动和经济分配状况(Smythe，1940，1942；
史安斌、盛阳，2019)。
在数字化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进一步调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拓展资本主义体系的传播工业研究。2008年，莫斯可与凯瑟琳·默克彻(Catherine Mckercher)出版了题为《传播的劳动化：全世界知识劳工能否联合起来？》(TheLaboringofCommunication:WillKnowledgeWorkersoftheWorldUnite?)的论著，从其副标题就足见该领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Mosco &McKercher，2008)。在《数字化：走向后互联网社会》(BecomingDigital:TowardaPost-InternetSociety)中，莫斯可详细论述了传播工业参与资本主义体系建构的过程：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激烈转型的当代，资本集团通过发展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传统传播业及其劳工发起冲击，而且对新兴的数字劳工劳动过程展开严密的控制和剥削，进而推动新的资本积累(Mosco，2017)。
在另一项更为宏大的关于尼克松时代电信传播业的历史研究中，席勒指出，互联网重要的成就在于产生了“数字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化。“在任何将资本视作支配性社会力量的危机解决方案中，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新的网络系统和服务将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何将网络系统和服务利润导入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替代对经济再分配的直接诉求，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席勒，2018，pp.170-185)。
在根据其2016年在北京大学的讲座稿修订而成，题为《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NetworksandtheAgeofNixon)的前述著作中，席勒特别论述了当代全球体系的信息产业竞争下，中国如何通过“一带一路”“互联网+”和“十三五”规划，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勃兴，“尽管美国领导人试图通过鼓励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多边体系，以限制中国作为独立的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发挥作用，但是中国领导人也同样决心扩大中国的自主权”(席勒，2018，p.215)。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吗？进入数字传播业驱动的新全球化时代，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传播工业的最新研究表明，现在就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正是对有别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独立自主方案的坚持和应用，中国才能够在秩序森严的全球信息产业体系中异军突起，成为具有潜力制衡和改造世界秩序的力量，但同时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固有矛盾也在积极寻找“再现代化”的方案。
随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表现形式的不断变化，对身份、主体、情绪、阶级意识等意识形态及其变化的考察，重新成为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研究另一个重要的交叉点。在中文学界，史安斌(2003)较早提出全球网络传播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对21世纪初期“全球主义”的强势意识形态展开了剖析和批判。本文以冷战时期西方传播研究中的“盲点辩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互动为分析基点，提炼出政治经济方法论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析中的理论发展和核心关切，以此展示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在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互构和重校。
早在社会主义思想阵营不断分化的1958年，英国新左派学者霍尔就提出了工人阶级“去阶级化”的意识形态问题，这预示了以“文化唯物主义”和“青年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来源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当年《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LeftReview)秋季号上，霍尔发表了题为《无阶级感的意识》(ASenseofClasslessness)的文章。在这份后期发展为《新左翼评论》(NewLeftReview)的学刊中，霍尔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相颠倒的现象：“大众”(mass)并没有被“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sed)——或马克思所说的“向下抛落”(downwards towards minimum wage level)——而是在生活方式中“上升”为中产阶级(Hall，1958，pp.26-31)。
霍尔认为，这种“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化”(the capitalism of the proletariat)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悲剧式的冲突：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只是意味着他们重新被卷入一种新的“奴役状态”(enslavement)。这不仅仅是由于雇佣关系发生了“私人企业的公司化”(corporate private property)转型，每一种能够改变受众态度的媒介传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媒体不是“经济基础”的边陲，而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Hall，1958，pp.26-31)。在理论方面，需要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异化”问题重新前景化，将意识形态问题升级为首要考虑的现实问题。这一颠覆性的论断，从内部瓦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根基。
对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引发了媒介研究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盲点辩论”。1977年，在读过汉斯·恩森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意识工业：文学、政治与媒介》(TheConsciousnessIndustries：OnLiterature,PoliticsandtheMedia)后，斯迈思随即写作了《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对文化研究的基本论点提出反驳(Smythe，1994)。
《意识工业》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理解意识形态工业，他们只看到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没有看到其中的社会主义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对媒介不充分的理解，及其值得商榷的媒介分析，使得非马克思主义设想和实践源源不断地填补了西方工业国家的思想真空(Enzensberger，1974)。斯迈思则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忽略了大众传媒系统本身就是嵌套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权力组织”，“广告、市场调查、公共关系和包装设计，都与消费者意识、需求、闲暇时间的打发、商品拜物教、劳动以及异化息息相关”。他认为，先前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工业”问题的忽略，恰恰需要从劳动价值论开始弥补(Smythe，1977，pp.1-27)。
一般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及其传播流动)不仅由思想和文化本身塑造，塑造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的大众传媒也是社会权力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无所不在地受制于整体性的、结构性的政治经济条件制约，并反作用于这一复杂的权力体系。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往往从媒介所有权、国际传播制度、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动态博弈、帝国主义内部的激进媒体运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等层面展开论述(Smythe，1994；
Downing，2001；
Thomas &Nain，2004；
姜飞，2005；
Boyd-Barrett，2006；
席勒，2006；
Chakravartty &Zhao，2008；
赵月枝，2011；
Hepp，2015)。
洛克·法拉内(Roque Faraone)在《经济、意识形态与广告学》(Economy,IdeologyandAdvertising)中，论述了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一论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法拉内首先将意识形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总体性的、组织化的思想观念”(an organized group of ideas)，记为意识形态A；
第二种是“对现实的误判”(false or mistaken image of reality)，记为意识形态B。他指出，媒介并不是在干预介入的意义上置入意识形态(意识形态B)，它在议题选择、分析视角、叙事方式、描述词汇以及影像图片拣选方面都深度参与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A)的建构(Faraone，2011，pp.194-203)。
在《无阶级感的意识》中，霍尔将其意识形态分析的合法性建立在对英国文化政治变迁的细致观察之上。但如果从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视角看，这一分析显然放大了作为世界秩序“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态，忽略了依附性的、失落的“边陲国家”的工人阶级，后者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不仅无法回避其自我的政治经济身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接收过程也始终受到帝国主义把控。尽管媒介文化研究被剑桥大学当代社会学家格朗·瑟尔伯恩(Göran Therborn)(Therborn,2018，p.104)称为“最有创造力”的理论发展，霍尔在《无阶级感的意识》中作出的结论并没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解放性给予充足的理论关照：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自由完全充斥到社会各个方面时，人类的异化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在我看来——尽管我愿意重申，在先前曾提到的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中，无阶级感的判断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我们处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时刻(部分国家与他国的鸿沟无疑是我们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
但这需要单独细致分析)。在工业化国家内，那些实现人类完全自由——这种自由能够使人类发展真正的个性、自我意识和个人潜能——的物质和技术手段，几乎已经唾手可得(Hall，1958，pp.26-31)。
与霍尔对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考察遥相呼应，在《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中，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论述了美国媒介帝国的全球化过程，从而抨击美式新闻自由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幻象(McChesney，2004)。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进一步论述了美国建构冷战意识形态霸权的政治经济过程。在书中，他通过详实的案例，梳理了美国无线电广播、国家通信卫星系统、电影工业等辐射状的传播体系，如何凭借电子学和经济学强大的理论背书，以及国家不遗余力的军事和行政推动，跻身为打造后殖民时代“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一项致力于意识形态扩散的国家战略——的关键机构(席勒，2006)。
如果说席勒对“美利坚帝国”在传播领域的统摄过程作出了全盘分析，那么，马特拉与西斯·赛格拉伯(Seth Siegelaub)在《传播与阶级斗争》(第二卷)中收录的哥斯达黎加大众传媒调查《最终报告：大众传媒》(FinalPaper:MassCommunications)，则从动态的政治博弈角度，论证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在后殖民主义国家传播领域的激烈斗争。这份最初发表于哥斯达黎加1972年“拉美变革社会中大众媒体的社会政治作用”(El Papel Sociopolitico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on Collectiva para la Sociedad de Cambio en America Latina)研讨会的报告，不仅指明了帝国主义寡头政治连同其国际精英盟友在断绝拉美社会经济发展、原始资本积累和生产体系维持等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提出拉美国家在寻求独立发展(authentic development)的建设与复兴中，大众传媒的国有化对反击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主权意识的重要作用(Anon，1980，pp.235-237)。
在思想互通层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首要关切，应对人类重大公共危机所采用的不同社会治理方案和文化生态模式亟须在全球传播层面得到沟通与碰撞，全球信息网络和文化与意识形态已成为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和跨疆域传播的实践阵地和拓展场所。在信息传播的物质基础层面，中国企业广泛参与的移动互联5G网络、广播电视地面基站和信息网络在非洲大陆等第三世界的推广、铺设、运营与维护，不同利益方在传播网络建设中的合作博弈，实际上也证明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劳动分工层面的现实落地。从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的交叉性理论谱系中理解前沿阵地的地形图和行动方案格外具有现实迫切感。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全球传播研究的两种思路展开对以上“交点议题”的深描可以发现，尽管西方传播理论在处理和回应相关议题时体现出了连贯性、思想性和历史性等重要特征，在解释和批判资本权力的外溢性方面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但是同样囿于其理论的现实视野和历史基点，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诠释具有抵抗和反思意义的、去西方化的传播行动时，表现出了理论想象力的瓶颈和局限。需要在整合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对之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理论重塑和实践改造。
总结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传播过程同时建构为两种模式：社会化生产的政治经济体，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权力因子，因而对资本主义传播工业，及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做出了细致的理论分析。尽管学科得以发展的冷战背景，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直言不讳地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但同样囿于冷战对立的历史条件以及“冷战话语”本身，传播政治经济学将批判靶心对准“权力结构”，而不是“资本主义”，这极大限制了学者们对社会根源矛盾的彻底反思。“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分析，遮蔽了对权力的不同性质及其正当性的复杂分析，这使得批判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在回应和界定资本主义边陲的、以反建制为诉求的建制运动时，也显得迟钝乏力。
另一方面，全球传播研究则将传播过程建构为历史化、全球化的文化知识生产和物质劳动互动。尽管西方传播研究自有其独特的知识盲点、认知前提、基本预设和社会诉求，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不加批判地全盘移植传播理论和方法，但基于全球史发展的全球传播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在打破本质主义的地缘政治中心论，以及政治诉求疆域化的实用主义基础上，建立深入分析传播现象的理论坐标、拓展传播研究的现实疆域。
西方传播体系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意味着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分析到达最终阶段了吗？如果在世界范围内看，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70年代拉美媒体国有化运动，以及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盲点辩论”在内的所有理论抗争，都反复证明了意识形态论争的未完成。在《意识形态的再次终结？——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概念》中，赵月枝强调了意识形态分析的政治经济和政治社会学面向。她引述了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指出后者将权力分析延伸到“话语实践”和“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将其定义为不受政治组织所支配的一群群个体，这种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的分析恰恰混淆了权力的不同性质，以及利益的不同属性，使得严肃的意识形态分析失去其批判锋芒(Zhao，1993)。正是在政治经济和政治社会学的交叉意义上，我们需要全面梳理全球传播的政治经济逻辑，重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传播视野，从而在思想史和战略全局层面重新整合传播研究的学术资源，主导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另类现代性”发展脉络。
基于这一思想，我们可以进一步勾勒出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学之间“互构”与“重校”的思想谱系：传播现象的全球语境和政治经济过程，首先是密切联系、相互建构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传播本身就是全球层面的动态文化交互现象，需要从政治经济和全球史的理论互构层面理解传播现象；
另一方面，传播也是一种基于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传播现象也进一步反映了物质基础层面的全球政治经济整合与互构。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学对传播现象的交互诠释，不仅从内部重校了传播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架构，提升了传播理论的现实敏感度和实践回应程度，也在行动主义的意义上，为发展去依附性的传播研究、推动文化“走出去”的现实交融和价值融通提供了历史化、结构化的理论基点。
本文系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高精尖学科建设科研专项”(课题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与文化安全创新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19GA2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公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D01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斯迈思在该文的注释中详细解释了他所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盲点。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在于，后者忽视了传播在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层面对意识形态产生了影响，因此从“反作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角度对传播问题的分析是不彻底的，需要从政治经济学对传播机制本身做出分析。斯迈思甚至犀利地指出，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经典作家(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雷蒙·威廉斯、普兰查斯、阿尔都塞，以及萨米尔·阿明、克莱夫·托马斯(Clive Thomas)等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都没有从“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广告与大众传播的经济过程等角度，对垄断资本主义帝国的意识形态工业作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分析，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Smythe，1977，pp.1-27)。
② 斯迈思在与其学生托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谈话时说，就是这篇报告使他“被断绝”了在UNESCO的活动机会(Smythe，1994，p.215)。
③ 霍尔在1958年就注意到传播工业的出现。他说，“随着近年来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所谓的‘传播工业’，这个巨型的产业快速集聚了大量劳动力，并使其迅速扩张”(Hall，1958，pp.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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