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身份，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突破。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初步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追求民族复兴的百年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化解了人民主体的能动性、组织性和斗争性难题，将散沙式的民众锻造成崭新的社会政治主体，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人民如何成为历史主体”这一关键问题，而且大大深化了对“何为历史主体”问题的认识。中国人民历史主体性的生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同时，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有力支撑。
关键词：中国人民;历史主体性;生成;意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3）02-0014-12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恩格斯的个人观及其当代启示研究”，项目编号：TJKS20-012。
作者简介：董新春（1973—），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这一重要判断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理解，但从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加以理解无疑更具根本性和说服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对困扰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主体性问题的解答。这一问题内在包含着“何为主体”“如何成为主体”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在人类认识史上，唯心主义英雄史观长期占据主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体论是它在近现代的典型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个人主体论，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身份。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将“散沙一片”的“民众”锻造成真正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创造性地回答了“人民如何成为历史主体”的问题，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历史主体问题上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
自古以来，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变革，却从未被赋予历史主体的身份，镌刻在史书上的永远是有勇有谋、力挽狂澜的少数“圣贤”与精英，他们是屹立在社会变革潮头的“1”，人民群众则是无数紧随其后等待被唤醒、面目不清的“0”。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阶级根源固然重要，但人民群众究竟如何成为历史主体、如何发挥主体作用等问题始终语焉不详，也是极为重要的认识论原因。诞生于近代的自由主义在形式上确定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但它所说的“人”又只是抽象而孤立的个人，“人民”不过是少数有产者的集合，普通群众始终被排除在历史创造者之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工人运动中发现了无产阶级群体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实现了从个人主体论到人民主体论、又从理论到现实的一次次飞跃。
（一）马克思、恩格斯赋予人民群众以历史主体身份的重大理论创新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主义所谓的个人在本质上是浸泡在利己主义冰水中的“原子个人”，它带来的只能是普遍的贫困和极端的涣散，“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2]93。面对不断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为起点，从无产阶级受压迫的事实出发，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阐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道理，指明人类解放的目标和方向，确认无产阶级是推动这一变革的主体力量。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仅仅在理论上揭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远远不够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人们只能“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470，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开展坚决的斗争，才能实现自身解放。为此，两位思想家经常走出书房、走到群众之中，宣传自己的理论，教育动员工人群众，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2]6。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推动这场伟大运动的“先锋队”[3]89，共产党则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然而，任何改造现实社会的行动都必然是曲折的。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纷纷失败，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他们看来，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3]88。缺少武器和经费、没有领袖和统一计划、多数群众被动参与都是阻碍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1848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兵分两路。恩格斯密切关注欧洲各场战争，揣摩战争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储备军事理论;马克思则投身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提振无产阶级革命信心，唤醒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他们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发挥好“决定性的‘突击队”作用[4]551，只有喚醒每一个受压迫工农群众的革命意识，把他们组织成强大的武装力量，无产阶级革命才可能成功。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人民主体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通过解放自己进而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历史作用，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的科学内涵、现实条件和正确道路，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指出了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身、向自由而全面发展迈进的光明前景，实现了人类认识从个人主体论到人民主体论、从英雄史观到群众史观的重大理论突破[5]。马克思、恩格斯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卓越的理论工作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
必须看到，由于19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形成的阶段，无产阶级斗争实践还很不成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把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赶下了王位，确认了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动力主体和需求主体的身份，但人民究竟怎样改变世界，或者说人民主体究竟怎样从理论变成现实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1895年3月，恩格斯在回顾半个多世纪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后，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为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4]549
（二）列宁将人民主体论由理论变为现实的重大实践突破
列宁是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第一人。在对以往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反思中，列宁深刻地意识到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是一个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在实践中逐渐生成的过程。因此，他一方面肯定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6]，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终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7]580，另一方面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承担起“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8]的重任。具体而言就是用宣传教育的方法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进工人群众头脑，既而用“铁一般的纪律”把他们组织起来，打造成改天换地的强大力量。事实证明，在苏共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和动力的思想，而且将主体作用范围从革命扩展到社会建设领域，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完成了人民主体论从理论到现实的初步飞跃。
然而，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毕竟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幼年”阶段，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偏差和失误，在处理客观与主观、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等关系时就出现了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晚年的列宁为此忧心忡忡，他反复强调经济建设一定要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一定要研究社会利益“如何同个人利益结合”的问题[7]581。列宁去世以后，他所担心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反而愈演愈烈。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停滞、陷入困境，最终在90年代初出现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从根本上说，这一悲剧的出现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重要思想存在模糊认识有密切关系。
从历史上看，苏联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内忧外患的严苛历史环境中。在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过程中，他们运用客观历史规律论证苏联社会主义无疑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当他们宣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之时，在实际工作中却并没有将之贯彻落实。在背离实际的夸大宣传中，历史的主动权实际上让渡给了领袖和各级领导干部，人民群众只是等待被唤醒的对象，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体现和发挥。这种重视客观规律而轻视主体能动性、重视宏观整体利益而轻视普通个人权益的维护、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表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民群众为什么是历史主体、如何成为历史主体这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和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反而在有意无意中归属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也非常危险地掌控在了极少数精英和领袖的手中。这一重大失误的后果就是严重侵蚀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根基，消解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信赖与支持。人民群众究竟怎样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如何完成从理论到现实的彻底飞跃，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难题历史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复兴实践中对“人民主体”的锻造与生成
近代，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社会各阶级苦于救国无策。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人民立场、立足实践改变世界、追求人类解放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气质深深吸引了当时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此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带领人民踏上了救亡图存、追求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在妥善化解人民主体的能动性、组织性和斗争性难题，创造性回答了人民主体何以生成的问题的同时，又深化了对何为人民主体问题的认识。具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民众”锻造成拥有强大力量的“人民主体”有三个关键支点。
（一）将人民群众对民族复兴的渴望转化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意志，成功化解了人民主体的能动性难题，实现了人民主体能动性与历史规律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9]1070 20世纪初的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饱受外强欺凌，“民众”虽几经奋斗却屡遭失败，虽广有四万万之众却形同“一盘散沙”，“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近期目标与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成功化解了“统一意志”与“普遍共识”的难题。他们深刻理解和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同时创造性地践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毛泽东一方面在宏观上强调人民群众作为集体的决定性作用，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1031，同时又在实践中、从微观上叮嘱在工作中“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9]1005，要注意发挥每个人的能动作用，从而在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集体与个人的有机统一中，将千千万万分散的个人智慧凝结转化成推动民族解放的集体智慧。
改革开放以后，客观规律性与人民能动性、人民与“每个人”辩证统一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强调，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既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又要看到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人，要尽最大可能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又要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反对突出任何个人的作用，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10]。始终将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11]只要“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12]136，就能把14亿多人的智慧汇聚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力量。在现实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既从宏观上肯定作为群体的人民的主体作用，称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3]5，又從微观上关心关注“每个人”“每个孩子”“每个残疾人”“每个家庭”“每个民族”的发展，盛赞“每个人都了不起”。在他看来，每个人虽然各有理想，但“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13]36。因此，只有将“小我”融入“大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
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确立社会主义方向意味着民族复兴找到了科学理论指引的话，那么，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思想的运用则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提供了强大而可靠的主体支撑。人民群众的需求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人民群众的智慧被高度认可和充分激发，最终汇聚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
（二）将人民群众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转化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行动，成功破解了人民主体的组织化难题，实现了人民主体利益上的总体性与局部性的辩证统一
人民具有推动历史前进、促进民族独立的意愿，但“人民也有缺点的”[9]849，也会犯分散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组成人民的不同职业、阶级、阶层、性别的人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就是产生各种错误偏差的原因。严格的制度规范、严密的组织纪律是把分散自发的民众意愿凝聚起来，形成统一行动、最终获得胜利的保证。
为了化解组织化难题，毛泽东强调“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14]，但党与人民不是对立的，而是“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5]1162。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确立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严格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官兵平等、军民平等原则，以和谐的军民、党群关系构筑起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民族解放为旗帜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奠定基础。
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样清楚地看到，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还很不发达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就是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因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0]310，有了它，人民群众才能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地组织起来，迸发出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为此，一方面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另一方面又要在“纪律和自由”的辩证统一中激发个人潜能，带领全体人民向着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16]因此，在制度上，他要求全体党员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锻造出强大的政治执行力。在文化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逐步形成党领导下的强大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周围，保证新时代各项经济社会工作顺利开展。
无数事实表明，“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17]。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既肯定了人民内部不同阶层群体的局部利益诉求，又用民族复兴的总目标最大程度地构建起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民族发展利益共同体，妥善破解了人民主体的组织化难题，依靠人民爬坡过坎、应对挑战，进而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三）将人民群众对民族复兴的向往转化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力量，成功破解了人民主体的斗争性难题，实现了人民主体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15]1487。人民的主体性是一个在实践中与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路线展开斗争，由自发到自觉、不断成熟壮大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中国人民在拨乱反正中增进团结、统一力量、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
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应对和解决民族解放道路上的理论与现实难题。在与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凝聚思想、扩大共识——批判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确立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批判个人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使官兵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提高觉悟;与一切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为开展坚决斗争，对人民内部矛盾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在斗争中，人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力量不断增强，最终迎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结论，为改革开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在思想文化领域，他旗帜鲜明地批判抽象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要求“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10]245;在政治领域，他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既防止“左”的错误，又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与一切危害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势力展开坚决斗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之际，邓小平坚定地驳斥一切消极悲观的言论，称赞人民经受了锻炼、吸取了教训，社会主义必将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提升，但世界却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总书记居安思危，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原则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醒全党全国人民“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1，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各个领域增强斗争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增强历史主动。在政治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力惩治贪污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思想文化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1]43，旗帜鲜明地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通过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不断增强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人民更加自信自强，精神面貌更加昂扬。
斗争促进团结，斗争引领胜利。在“破”与“立”、“新”与“旧”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分散转为团结，在自我净化、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中主体意识不断觉醒、主体力量不断增强、主体地位不断巩固，焕发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不可能变成改天换地的历史主体，中华民族也不可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次次飞跃。
三、中国人民历史主体性生成的双重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功破解人民主体的能动性、组织性和斗争性难题，将自古以来被贬为“群氓”“子民”“白丁”“匹夫”的人民群众锻造为改写历史、变革社会的崭新社会政治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胜利，更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的胜利。在破旧立新、返本开新和守正创新中成长为真正历史主体的中国人民，既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底气，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携手世界人民走出西方现代化困局、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希望，因而中国人民历史主体性生成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中国人民历史主体性的生成有力批驳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精英史观，印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
自古以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就是人类的渴望和追求。谁是历史主体、怎样成为历史主体等问题就隐含在这一渴望之中。近代之前，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和低下的科学认识水平，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没有凸显的可能，更勿论成为所谓历史的主体。人们只能求助于“神”，用抱团取暖的方式即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换取少数人从事高层次精神生产的方式，求得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为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萌发并长期居于人类认识主导地位提供了沃土。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使人们第一次用“人”而非“神”的眼光观察世界，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思维率先以“个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与之配套的自由主义理论勾画了一幅“个人自由发展，社会必定进步”的逻辑图景，个人被放在本体和优先的位置，个人自由被视为人之天性、位列最高的价值追求。然而，这不过是自由主义者的想象或者说有意设下的意识形态陷阱，因为，所谓个人至上、自由为尊的理念只不过来源于一个并不存在的自然法假定。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始终摆脱不了“人为物役”的状态，真正享有自由权利、能够主宰自身命运、成为所谓“主体”的始终只是极少数有产者。对广大无产者而言，所谓个人主体和个人自由不仅名不副实，而且根本就是资产阶级诱使无产者相互隔离对峙而从中渔利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看清了自由主义者精心打造的个人主体论幻象，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和还原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身份。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体论还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发展成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萌发于这一土壤中的各种政治思潮。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肇始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支重要的西方左翼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但却无可挽回地被自由主义逐渐收编，呈现出一派看似学派众多、异彩纷呈实则深度迷茫的态势。这与他们在历史主体性问题的重大失误不无关系。他们强调的是个人主体性，局限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促使理论付诸现实的组织性问题根本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卢卡奇率先开启了从“应然”视角关注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的先河，坚信理性的形式主义的认识方式是把握现实的唯一可能的方式[18]，走上了淡化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悬置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的歪路，“革命”重任也落在了卢卡奇这样的极少数知识精英身上。这一思路被法兰克福学派“发扬光大”并延續至今，真正需要解放的底层群众却只是这场“文化革命”的消极旁观者。这种重视个人主体性而轻视客观规律性、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做法，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步步与自由主义合流，回归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由盛及衰的历程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中，面对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真正领会、坚决贯彻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成功破解了人民主体的能动性、组织性和斗争性难题，圆满回答了“人民如何成为历史主体”这一关键问题，妥善解决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现实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或者说理论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问题[19]，与此同时还深化了对“何为历史主体”这一更为基础性问题的认识。
从毛泽东“信任人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9]1094，1096到邓小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评价标准[10]177，372，从江泽民“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20]到胡锦涛“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1]，中国人民主体性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和提升。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强调人民主体地位，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作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2]9论断中，人民被提升到历史本体论的高度;在“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2]的庄严承诺中，人民的需求和愿望被提升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被提升到与“积极性”相同的高度，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更加突出和彰显[1]37。
至此，在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中国人民不仅成为提出社会发展需求、代表社会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需求主体和动力主体，而且成为蕴含无穷智慧、付出艰辛行动的创造主体和实践主体，更是评判制度得失、决定治乱兴衰的评价主体和目标主体[2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赋予历史主体以客观性与主体性、宏观性与微观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丰富内涵，完成了人民主体论从理论到现实的彻底飞跃，圆满回答了人民群众“何以为历史主体”、又“怎样成为历史主体”的问题，印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人民至上”为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中国人民也焕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
（二）中国人民历史主体性的生成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主体支撑
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可以看到，历史主体性问题不仅是理论之争，更关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人类的前途命运。“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4]，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正确，人类才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不可否认，人类的现代化模式最早始于西方，立基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体论。尽管这一理论在历史上特别是18世纪发挥过启蒙人心、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却始终存在着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当个人以自由之名放纵本性、释放欲望之时，随之而来的只能是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不断恶劣的生态环境和日益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在日趋紧张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中，自由主义妄图通过个人自由发展、追求卓越幸福逐渐走到它的“初心”的反面：“人”的内涵被掏空，“个人”变成脱离社会而存在的怪物，“人性”不断向“动物性”逆转[25]。正因如此，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才涌现出“人是什么”“我是谁”的“灵魂之问”和对“伪主体”“主体已死”“人之死”的哀叹，它们都充分暴露了西方人对以个人自由至上为原则的自身文化传统及现代文明“向何处去”的深度迷茫和焦虑。
尽管如此，20世纪中后期，这种立基于个人本体论、内含重重矛盾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却一度被误当作是现代化的绝对样板，“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甚至被画上了等号，广大发展中国家竞相效仿欧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以期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某些人的幻想。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操控下，世界性的贫富悬殊、生态恶化、资源危机、气候异常等问题不断突显。21世纪，公共卫生、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战争冲突更加严重，人类走到了必须扬弃西方现代化，探寻新的现代化模式，进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关口。
为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扬弃过时的个人主体论，探寻和建构一种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的新型主体论。人类不能没有主体和主体性观念，它们源自人的形而上学需求，关涉着人类的安身立命。在片面、狭隘、极端、不成熟的个人主体性及其西方现代文明走向没落之际，一种全面、开放、追求人与世界和谐、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主体和新型现代化道路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它的理论起点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因为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现代化便获得了崭新的内涵，‘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其本质规定”[26]。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引领下，中国式现代化才徐徐拉开帷幕并不断推进，中国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也在此过程中逐渐生成、发展和完善。中国人民主体性的生成走的不是自由主义那条通过消解人类的崇高性、以动物性取代人性、以玩世不恭取代信仰追求的邪路，而是“在重建人类理性的现实基础上，完成从个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换”，进而实现人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个体性和普遍性、有限性和超越性辩证统一的光明之路[27]。这是一个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人的本性及其实现的理想状态”，是在实践、创造与斗争中超越自我、提升境界，将人从动物界中超拔出来、不断彰显人性光辉的康庄大道[28]。中国人民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复兴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完成这一蜕变的。
中国人民成长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它在积极占有现代文明成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开啟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型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新图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不同的路径选择，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作出了中国贡献。当前的中国人民已经从近代封闭保守的“小我”，成长出将“小我”与“大我”、个人与社会有机融合的“我们”意识，并在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及不断拓宽的“世界历史性”活动中，生长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们”和“人类”意识[29]。完全有理由相信，前有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引领，后有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上有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人民性与个体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新思维融于血脉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中华民族必定走向伟大复兴，而这种复兴也必将以中西合璧、古今贯通的形式引领人类走出个人本体论的西方文明沼泽，开辟出一片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文明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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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eople Being the Historical Subject
DONG Xinchun
Abstract：Affinity to the people is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Marxism. Marx and Engels achieved the great breakthrough in the human history of cognition by scientifically elaborating the people"s identity as the historical subject on the basis of revealing the rul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Lenin preliminarily transformed the people"s identity as the historical subject from theory into reality. When Marxism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centenary parctice of pursu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Marxists in China solved three crucial problems——the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and fighting spirit of the people. As the result， the public primarily as the atomized individuals. were forged into a br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 The CPC has not only creatively answered the essential question of "how the people become the historical subject"， but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who is the historical subject". As the outcome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Chinese people being the historical subject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view on mass history， which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comprehensively propell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nitiating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eople; historical subject of the people; generation; significance
責任编辑：刘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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