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友
【关键词】全球经济 经济全球化 新特征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全球经济在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一些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打破，全球经济再平衡在波动中缓慢修复。近几年，受大国竞争加剧、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更大力度的调整，明显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特征。有些特征与之前的经济发展特征高度关联、但又有新的变化，有些则是近几年新出现的；
有些特征是经济因素本身所带来的，但有些是经济因素之外的因素所导致的。这些新特征既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也成为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向新的趋势性动因。把握这些特征，对于更好理解全球经济变局的逻辑、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以及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发展不利因素增加，低速增长将长期存在
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呈现出低速增长的特征。如果以十年为统计周期，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5.2%、3.8%、3.2%和3%。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和第二个10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3%和2.4%，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走低态势。估计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增速将在2%到3%的区间。引发这一特征的直接原因是美欧两大经济体增速都呈现出下降态势。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十年平均增速分别为4.2%、3.2%、3.3%、3.4%、1.8%和1.6%。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元区经济十年平均增速分别为3.5%、2.4%、2.3%、1.2%和0.6%，下滑态势更为明显。由于美欧经济增速最近二十年共同放缓，全球经济也相应呈走低态势。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中国经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为5%、6.2%、9.4%、10.5%、10.6%，呈现出显著的上升态势。①但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受诸多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放缓。
21世纪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直接原因是两次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了1.3个百分点，直接拖累了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速。这一场危机也因此被称为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特别是欧元区国家，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不久后就又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其2012年和2013年经济陷入了长达两年的负增长。更大的挑战在于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实现强劲增长，又遭遇了新冠疫情引发的第二次大危机，再度陷入衰退的深渊。
未来不利于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因素更为明显。首先，全球经济发展如何真正消除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理順要素供给以步入到稳定正常的相对确定状态，这需要很长时间，仍存在较大的挑战。对全球经济而言，甚至对人类社会而言，疫情冲击是全领域、全议题和全方位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各个国家在疫情之后发展经济的理念、模式以及政策都有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全球分工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其次，全球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带来挑战。人口因素始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是人口发展的客观表现。目前全球人口结构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趋势性变化，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一是劳动参与率问题。劳动参与率反映了适龄人口参加劳动的人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越高，表明参与劳动的总人数越多；
劳动参与率下降，则表明参加工作的劳动力总量相对减少。从全球范围看，这一指标呈现出总体走低的态势。20世纪90年代，全球劳动参与率稳定在65%左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缓慢下滑至62%，第二个十年该指标进一步下降至59%左右。二是人口深度老龄化问题。1961年、1991年和2021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分别为5%、6%和10%。据估计，到2050年，该数字将变成16%，呈现出加速老龄化的趋势，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更大压力。
最后，全球债务不断累积，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债务陷阱”，诱发金融风险甚至危机。为应对疫情，各国政府都扩大了债务规模。2020年全球债务占全球GDP比率上升28个百分点，达到256%。全球债务目前保持在300万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如何与高债务共处，同时有效管控高债务的风险，这是全球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新挑战。对全球经济而言，未来一段时间更为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在高通胀和高债务之间保持平衡。目前全球通胀压力仍居高不下，各国政府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通胀。其中，提高利率回收流动性是必然选择。但高利率引发经济体系的普遍融资成本上升，将会抬高巨额债务的偿息成本，给政府、企业和家庭带来巨大挑战。当债务利息接近或者超过负担能力的临界点，就会带来金融、财政和经济风险。这种风险哪怕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也是巨大威胁。
当然，全球经济发展也出现一些积极因素，特别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从技术层面推动经济发展。但总体而言，考虑到上述结构性以及系统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全球经济低速增长或将长期存在。
全球经济发展“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格局性变化持续
全球经济总体发展格局依旧是“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但同时“东”“西”和“南”“北”各自内部的分化明显，差距变大。在这一特征下，“东”与“西”、“南”与“北”的界限相对模糊，全球经济格局迎来新的变化。
“东升西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经济中心继续向东方的亚洲转移，而美国和欧洲作为西方的全球经济中心地位相对下降。②如果从次区域角度看，亚洲地区的东亚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持续上升，已经与北美地区GDP并驾齐驱，都占全球GDP28%左右。中国和印度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提升亚洲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中国GDP增速虽然与之前相比有所放缓，但继续稳定地高于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有力推动亚洲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影响力。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会进一步提升至接近一半，而美欧相加约为40%。
“南升北降”是指经济发展水平意义上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上升，而发达经济体（全球北方国家）地位相对下降。以十年为统计周期，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速差值分别为0.1%、1.7%、0.2%和0.8%，相差不大。但21世纪的前二十年，前者与后者经济增速的差值分别为4.6%和3%，增速差距拉开。从增长态势看，“南升北降”只会强化，不会被逆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预测，2030年之前“南方”要比“北方”经济增速高3%左右。
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长期趋势不变，但原有模式遭遇挑战，需要形成新均衡
商品、货币、人员、数据等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的跨境流动形成经济全球化。冷战结束后，各经济要素从美苏两极对抗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到21世纪的前十年，甚至出现了“超级全球化”的现象。各国普遍对经济全球化热情高涨，信心十足。但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关键指标急剧下挫，加深了各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忧虑。
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无的周期性现象，而是一个跨越周期、不断向前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的现状或者说“存量”已经成为内嵌于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内生性因素，是所有经济体开展经济活动的前提性条件。经济全球化可能在特定时间点因为特定事件的影响而表现出“多”或者“少”的变化或者释放出 “强”或者“弱”的力量，但不可能出现长时间的单向大幅后退。一国经济更不可能从经济全球化中完全撤离，因为这意味着本国经济结构的艰难重塑，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衰退。经济全球化本身有着极大的韧性。在短时间内，经济全球化或许遭遇一定的退潮和逆风，但总体上展现出前进和扩展的态势。即便遭遇新冠疫情这一突发事件的冲击，2022年全球贸易、投资、人员交往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原有经济全球化模式正在遭遇挑战。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放大了金融危机后仍旧存在的三大失衡问题。一是经济要素全球流动和一国政府能力之间的失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经济要素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流动，各国政府一方面需要有经济要素的获取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有经济要素穿越国境后的管理能力。然而，即便是对经济大国的政府而言，完全具备这些能力也是很高的要求，更不用说大多数中小型国家的政府。一旦这一点上的失衡出现，国家经济就可能出现严重问题，政府地位就会遭到损害，进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抗拒。二是资本和劳工利益分配的失衡。经济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在全球寻求利润所推动的进程，但同时需要勞工的全球贡献和参与。如果两者间的利益分配平衡，经济全球化就能够维系；
如果两者的利益无法平衡，经济全球化就会出现障碍。目前，资本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中的比重过高，劳工阶层的利益受到压缩，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反抗资本，进而出现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国间利益的失衡。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大国的参与以及支持。如果大国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国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增进福利，经济全球化就能继续向前；
如果关键大国认为经济全球化损害其利益，无论是相对意义上的还是绝对意义上的，其参与原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热情将会下降，进而希望通过推动新的经济全球化来更好实现其利益。
经济全球化因为失衡而遭受挫折，从而进行调整，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失衡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也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在发生不平衡、克服旧失衡、形成新均衡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不断向前拓展，并展现出新的特征。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经济要素构成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商品、货币以及人员流动等传统指标依然是衡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但难以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新增要素。未来，信息和数据的全球化将成为判断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型指标。例如，以贸易观之，经济全球化每年增速缓慢。但以数据衡量，经济全球化展现出与传统指标不一样的场景，迸发出强大的活力。全球跨境数据每年以数十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一定程度上逐渐替代了原有的国际贸易和出境旅游需求。数据全球化超越了有形的、同时也是有限的货物、资金和人员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全球化的原有空间概念。
二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力量发生变化。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国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也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看，如果中美两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认知较为一致，经济全球化更容易发展；
如果中美两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认知出现分歧，经济全球化就会面临障碍；
如果中美两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出现对立，经济全球化将会陷入停滞甚至短暂后退。考虑到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意愿以及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强大信心，未来中国将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其实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发凸显，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三是重塑经济全球化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力提升。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主要受经济力量的塑造和推动，重点围绕着如何通过国际分工和供应链布局降低成本、提升经济效率而展开。这种强调效率的经济全球化逻辑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带来了失衡，制造了不满，并遭遇了挫折。特别是在经历疫情冲击及其所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变动后，各国经济体认为不能仅仅以经济效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或者第一指标，还要把经济效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纳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安全这一现实问题被更多国家所考虑，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能够在经济全球化中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因本国经济脆弱性增加而导致的不安全。重视经济安全本身是国家为了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其中进行自我保护的尝试，并不必然意味着“去经济全球化”。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损害他国利益和全球经济利益来实现本国经济安全，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真正伤害。在这个意义上，未来如何解决国家对于经济效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合理关切，使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命题。
美国愈发在意和维护其霸权地位，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创设国，其在全球贸易体系、投资体系以及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美国学界还构建了“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框架，用以论证美国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该理论主张，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霸权，为全球提供了“公共产品”。国际经济体系要稳定运行，离不开美国的霸权。无论美国之前是否发挥了这样的作用，现在由于全球经济中心正在东移和南移，一个愈发在意其霸权地位的美国，以及愈发借助于特权、使用各种非市场手段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美国，越来越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
一是美国为提升国内制造业竞争力，争取制造业回流，近两年制定了超大规模的产业补贴政策，极大阻碍了国际产业资本正常流动。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集中暴露了美国产业补贴倾向，给全球相关产业公平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损害了其他经济体利益。在《芯片与科学法案》中，美国对半导体产业实施数百亿美元补贴，以提振国内半导体制造能力，强化本国半导体研发领先优势，打击他国半导体发展。《通胀削减法案》提供高达3690亿美元的补贴，用以投资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建设，借此扶植相关行业国内发展。这些补贴行为规模大，专项补贴性质较强，排他性和歧视性明显，带来了不公平竞争，增加了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其他经济体明显感受到美国借助相关法案为本国产业提供补贴的意图，被迫也以扩大国内产业补贴的形式应对美国政策的冲击，引发连锁反应，加剧了全球产业政策竞争。
二是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战，打造对华经济遏制阵营，撕裂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完整性。美国对华贸易战提高了全球工业品成本，增加了各国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对华贸易战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经济关系阵营化又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新选项。拜登政府意图拉拢一些盟友国家形成新的经贸阵营，强化对华经贸封锁圈，以此放大美国的对华经济优势，进一步扩大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力推“印太经济框架”，谋求在贸易、供应链、绿色经济以及公平经济等领域设定规则。美国为维护本国霸权所打造的经贸阵营，带有明显的“小圈子”色彩和“盟友化”特征，包容性不够，排他性过强，试图构建“弱中国化”甚至“去中国化”的新产业链分工体系。这种蛮横的阵营切分对既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带来负面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遭到破坏，出现收缩甚至局部断裂的情况。
三是美国把经济关系武器化，频繁对其他经济体实施制裁，借助其在全球金融和技术领域的优势，干扰全球要素自由流动。美国服务于本国外交目标，滥用霸权力量，越来越频繁地对外使用经济制裁这一武器，不考虑经济制裁对第三方国家以及国际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影响。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规模和力度，严重冲击全球要素流动和体系稳定。在全球金融体系方面，由于美国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及其对外金融交易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各国被迫限制对俄罗斯金融交易，以避免被美国“长臂管辖”，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紊乱和动荡。在全球能源体系方面，由于美国联合盟友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产品，诱发全球原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价格迅速飙升，导致部分能源进口国能源供应短缺。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给其他国家以及全球经济发展都带来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比如，欧洲遭遇了美国经济关系武器化的冲击，本地区经济增长显著放缓，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增加，民众生活遭遇困难，制造业外流加剧。
四是美国聚焦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货币政策给全球货币體系稳定带来巨大风险。美国是美元发行国，美元又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问题在于，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目标主要着眼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就业和通货膨胀稳定，不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稳定承担责任。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而言，当下和未来绕不过去的一个重大挑战是美国在疫情暴发后所释放的巨量货币流动性是否回收以及如何回收。一旦处理不慎，将会诱发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近期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及其所引发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震荡，更可能是美国货币政策负面外溢性爆发的预警，而不是结束。“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却是全球问题”这一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错配所带来的风险将比尼克松政府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大。
维持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稳定及顺畅，本是美国应承担的责任，但现在看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加速，一个霸权愈发衰落，但维护其霸权之意愿更为强烈的美国，其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的一面更为凸显，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也更为突出。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进程中，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全球经济增长压力增大、国家经济发展分化严重、经济全球化原有模式遭遇挑战以及美国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凸显这四大特征尤为明显。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世界经济的运行范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愈发突出。冷战后以全球化、自由化和多边化为导向的经济运行范式不断受挫，国家经济发展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裂痕加深，全球经济秩序受到冲击。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跨国公司，都更加从安全的角度思考经济问题，竞相制定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政策。经济安全化的特征使得全球经济不完全以效率优先为首要考虑，并限制了全球经济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资源配置。重归市场逻辑，修复分工体系，促进大国协调，建立大致均衡的国际经济体系任重道远。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注：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费资助】
【注释】
①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作者自行计算。
②"Country classification"，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4"， 2014.
责编/银冰瑶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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