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丙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松江 20262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着力解决好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目前，学界针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开展了广泛讨论和深入挖掘，主要集中在生成渊源、科学内涵、时代特征、价值意蕴、评价标准、路径选择等方面，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体系逐步确立[1]。但以农民视角为切入点的研究却鲜有涉及。因此，厘清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深刻剖析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亟需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村现代化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动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胸怀“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培育“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坚定“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赓续“踔厉奋发”的奋斗精神。
（一）精神支撑：胸怀“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力量之源，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催化剂”。理想信念属于精神世界的高层，既能够调动人的精神状态，更能凸显整个国家和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加快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要引导农民群众坚持将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相结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正确认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2]等“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增强农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认同，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引导农民胸怀“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助于农民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不懈奋斗，也有助于破除迷信、摒弃陋习、崇尚科学、移风易俗，汲取和弘扬农村优秀传统伦理与价值观念，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乡风文明的理性建构，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二）基本要求：培育“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道德修养同精神境界的提升、道德品质的培养紧密相关，必须将“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3]作为育人导向。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由于文化程度较低，提升自身素质的主观意识不强，在市场利益观念的驱动下，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分化明显，出现了一些见利忘义、道德冷漠、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缺失现象。因此，新时代培育农民“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是提升农民发展能力的精神力量，也是促进乡村社会全面进步、通向美好生活的基础与条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提升农民道德修养，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增强法治意识。结合时代要求，用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提升农民群众的审美情趣、筑牢农民群众的道德防线，用科学的生活理念来建构农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切实提升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自强意识、价值理念和道德品格，营造崇德向善、明礼诚信、崇智求真的浓厚氛围。
（三）重要内容：坚定“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乡村文化自信与乡村文化振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深厚、持久、广泛的精神动力。优秀的乡村文化彰显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世代传承的家风家教、敬天法祖的朴素情感、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百花齐放的民间文化……这些都是乡村文化振兴和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土壤。近年来，撒网摸鱼、龙舟竞渡、非遗展演、农耕体验、赶万人乡村振兴大集、赴千人春耕大宴等日益流行。实践证明，只要坚定“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传承、发展乡土文化中的优秀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民俗典型、非遗文化等，就能抵制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外部冲击和高价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提升农民对优秀乡村文化的自觉自信，增强农民对其广泛认同和自觉继承，提升农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四）必由之路：赓续“踔厉奋发”的奋斗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幸福生活等不来，也送不来，是奋斗出来的。农民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必须秉承传统农耕文化中“重农”“应时”“取宜”的思想观念，继承并发扬中国共产党人“踔厉奋发”的奋斗精神，坚持以农为本、因地制宜、看土下肥、崇尚和谐的原则，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同奋斗、共享蛋糕。摒弃“等靠要”“拈轻怕重”“躺平摆烂”“敷衍搪塞”“得过且过”等消极思想，确立人生“恪尽职守”“自强不息”“担当作为”“力争上游”的奋斗目标，秉持以“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的价值标尺。在正确目标的引导下凝聚力量、团结奋斗，为了实现目标练就高强本领，在披荆斩棘中开拓前进，在奋斗实践中赓续奋斗精神，提升精神境界，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懈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产品供给、文化习俗传承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农民的精神贫困问题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主要包括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认知偏差；
农村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有待提升；
农民精神生活贫富差距依旧明显；
共同富裕共建共享机制亟需完善。
（一）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认知偏差
由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也是难度最高的”[4]，精神生活问题具有无形性、抽象性、隐蔽性等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的难度，加上对共同富裕的研究大多注重物质生活层面，导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问题容易被遮蔽，出现一些理论误区和思想障碍。
一是对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共同富裕就是指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只是纯粹的经济问题，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只是附属品，会随着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实现。
二是对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解参差不齐，有些学者认为是精神层面“共同”和“富裕”的统一，是精神追求、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统一；
有些学者认为是农民在思想、情感、信念、价值观等层面达到充盈且积极的状态，文化获得感、满足感大大提高；
还有些学者认为是在以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应当呈现出来的总体性精神状态。可以看出，学界对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概念整体性的理解存在差异。
三是部分农民的“等、靠、要”思想严重，缺乏清晰目标和改变自身处境的紧迫感，认为致富是政府与国家的任务，自己只需要“坐享其成”即可[5]。
（二）农村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有待提升
持续提升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是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农民精神生活贫穷落后的问题显著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随着农民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新升级，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挑战。从供给数量上看，与满足农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农家书屋、文化广场、广播电视、文化站、博物馆、体育场等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数量不够充沛，类型有待丰富，农民法治教育、农村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建设等亟需完善。从供给质量上看，随着互联网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事业推广的难度和成本大大降低，但从现状来看，乡村文化娱乐形式千篇一律，格调较低，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比较稀缺，同农民个性化、多样性需求有一定差距，且存在收费高、覆盖范围小等问题。从供给效果上看，很多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形同虚设，大量文化资源及设备被闲置，有些公共文化场所甚至沦为了部分农民打牌、搓麻将、喝酒吃饭的“棋牌室”“麻将馆”“茶餐厅”，并且由于一味模仿甚至照搬城市文化产品供给模式，忽略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文化产品与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相脱节。
（三）农民精神生活贫富差距依旧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已经得到明显缓解，但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农民精神生活境界差距较大。伴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是人们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分化，如大多数农民晨兴夜寐、吃苦耐劳、俛拾仰取、焚膏继晷、团结友爱，而部分农民迫于生活的压力以及受西方不良的宗教文化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影响，将“向钱看，向厚赚”奉为人生信条，只关注宅基地、农村医保、秸秆焚烧等关乎切身利益的政策，变得急功近利、贪名爱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6]。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重男轻女、男外女内、包办婚姻等现象仍然存在，“读书无用论”的陈旧思想、“各扫门前雪”的冷漠态度依然严重，农民不愿意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农民精神生活失衡问题较为严重。
二是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失衡。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在引起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同时，也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有害思潮带入农村，严重阻碍了农村伦理道德、传统习俗以及民间艺术等乡土文化的开发，大量传统技艺、习俗、信仰、音乐、舞蹈、戏曲等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
三是农民精神生活有较大区域差距。相较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数量较少、品质较低，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文化服务市场发展不充分，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稀缺。
（四）共同富裕共建共享机制亟需完善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未能充分领会“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对农村精神文明、乡村文化振兴等大包大揽，未能充分发挥新农民、新乡贤、新艺人、文化团体、高等学校等在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主人翁”作用，农民成为了“局外人”，导致“别人热火朝天干，农民背着手看”。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开展了“文化下乡”“电影下乡”等活动助力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但大多存在不能持续的问题，大都是偶尔为之，活动内容不丰富、不实用，也缺乏趣味性，未能建立“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共建机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许多农民群众接受信息呈现多样化，一些地方政府忽视了农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为了完成任务单向地“送文化”，缺乏高品质的文艺演出、文旅项目和精品展览等兼具趣味性和实效性的文化活动，农民精神文化消费权利和机会不均等，从整体上出现精神文明建设环境不优、氛围不浓的局面。
消解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需要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调整认知偏差；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供给能力；
切实贯彻全面协调发展理念，化解失衡问题；
坚持“人民至上”发展思想，推动共建共享。
（一）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调整认知偏差
1.以“人的全面发展”“反精神贫困”“分配公正”“共享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例如，以马克思反精神贫困思想为指导，深入阐释精神贫困产生的器物根源、制度根源和意识形态根源，为当代中国农民群众摆脱精神贫困、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
2.澄清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误区和思想障碍。例如，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批判“先抓物质生活，再抓精神生活”的错误观念，树立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双平衡”“双富裕”的正确认知以及对美好精神生活的真诚向往。本质上，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并没有孰先孰后、孰好孰坏的区别，二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3.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念。要纠正“等、靠、要”的错误理念，促进群众观念由“被动扶”转向“主动兴”，培育“为农村农民精神脱贫奋斗终身”理想信念，把握好分阶段、分步骤实施节奏，扎实稳妥地推动农民精神生活从“有没有”“够不够”到“好不好”的飞跃。
（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供给能力
1.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摒弃“大包大揽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通过鼓励农民积极反映文化需求，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扎实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建立农民群众与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信息交流与互动的合理路径，强化农民在供给决策中的主体地位，将文化服务和精神产品供给的主导权交给农民。
2.推动农民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一方面，要厚植乡土文化，传承农耕文明，深挖传统美德、文化遗存、民间传说等文化资源，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最大程度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锻造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有活力的文化精品。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农民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与现代社会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充分吸收和借鉴城市文化中合理、积极、优秀的元素，借助现代化手段，将文旅景观、体育健身、数字科技、文化演艺等形式结合起来，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乡村文化产品。
3.培育淳朴的乡村文化生态。应当强化国家教育、家乡教育、法制教育、礼仪教育等宣传教育，充分发挥“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的力量，以“婚丧从简、厚养薄葬”作为突破口，组织开展“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志愿服务”等评选活动，纠正农村社会中的高价彩礼、封建迷信、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不良习俗和现象，以家风带民风，以民风促乡风，培育更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农民。
（三）切实贯彻全面协调发展理念，化解失衡问题
1.推动思想文化与文化娱乐的协调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中华传统美德等为基本内容，以道德评选、法治教育、村规民约建设等为手段，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向农民群众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营造良好的乡村文化建设氛围，缩小农民在思想、情感、信念、价值观等方面的“贫富差距”。
2.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要坚持“输血”“造血”“活血”三管齐下[7]，加大对文化产业扶贫项目的支持度，引导和鼓励农民自创自办、自主开展撒网摸鱼、龙舟竞渡、农耕体验、民间腰鼓、传统戏曲等农村文化活动，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生产能力。探索“文化+农业+旅游+科技+创新”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鼓励农民用抖音、微博、朋友圈、QQ空间、小红书等平台记录生活、传播文化，激发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参与者与传播者的主动性、创造性。
3.推动区域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应当建立和完善“先富带动后富”的传帮带机制，突破城乡二元思维定式，重视农村制度环境、创业环境的建设，将发达地区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好政策、好经验、好做法引入农村，充分发展农村文化服务市场，缩小与发达地区农民精神生活方面的贫富差距[8]。
（四）坚持“人民至上”发展思想，推动共建共享
1.发挥党和政府在农村精神文化生产中的“搭台”功能。为确保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有场所、有队伍、有活动，党和政府应牵头推动完善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文化站、博物馆、体育场等线下设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建设VR/AR乡村文化体验馆、数字文化博物馆、农民精神文化“两微一端一抖”平台等线上平台。
2.建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共建共享机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自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利用榜样力量来感染群众、教化群众，为农民的精神生活注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9]。采取“政策补贴+志愿服务”“新媒体宣传”的形式，唤醒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艺爱好者、文化热心人等参与精神文化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此外，还要开展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孝老爱亲模范评选、“七好”村民评比等多样化的农村精神文明实践活动，支持乡村秧歌队、曲艺社、合唱团、足球队、乒乓球队等文体团体的发展，挖掘、传承、发扬晨兴夜寐、吃苦耐劳、俛拾仰取、焚膏继晷、助人为乐、团结友爱等传统美德，让农民从“台下观众”变为“台上主角”，在精神文明共建中共享精神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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