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梅
[摘 要] 废官军台效力赎罪是清朝废官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针对“犯私罪之人”的惩治性举措。从将废官解送京师、发配军台，到废官服役于军台，直至捐赎与宽免，清朝都定有明章。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体现出清朝中央及地方各部门间的联动关系、职官问责制度对官员的监督与约束，而且也彰显出清帝对用人取舍之权的掌控，皇帝是所有环节的最终裁决者。虽然清帝煞费苦心地区别各类废官，并对各种捐赎情况进行了审慎的分类，以期不同性质的废官都能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和经济惩罚，但在封建王朝周期性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军台效力赎罪之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在清末沦为一纸空文。
[关键词] 清朝；
废官；
军台；
效力赎罪
[中图分类号] K2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6-2991（2024）03-0012-09
“废官”一词始见于《论语·尧曰》1，初为职位空悬或官不称职之意，后泛指因罪过而被免官之人。自唐宋至金元，屡有起复废官之议。明嘉靖、万历两朝曾有大臣呈请起废，但由于皇帝怠政，皆被留中，起复废官实为一纸空文。清朝亦有废官，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各异。在清入关之初，废官曾指原明朝官员，此后泛指受到处分而被撤职者。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按照职官罪过轻重，将废官分为两种：一是因公诖误、衰老有疾、才力不及等原因犯错被革职者，即犯公罪之人；
一是因贪赃枉法、亏欠帑项、规避怠惰、行止不端等罪被革职者，即犯私罪之人2。对前者，清朝定有“起废之典”，已有专文研究3；
对后者，清朝亦定有军台效力赎罪之制对其加以惩治。学术界亦有针对军台及军台效力赎罪的相关研究。关于军台，现有研究成果关注较多的是清朝北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军台的设置和沿革，以及军台在驿递系统中发挥的作用4，较少涉及近边地区军台和内地军台。而对军台效力赎罪的研究，现有成果既有全局性的考察，将其视为“效力赎罪”的形式之一，阐析其所发挥的问责作用1；
又有对军台效力赎罪中某项规定的针对性研究，如关于军台台费的沿革，以及废官军台效力赎罪与清朝经营边疆的关系等2。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职官制角度出发，尝试厘清近边地区军台和内地军台的设置概况、废官发往军台前的管束举措、效力赎罪废官的特点、废官被发往军台的程序及相关监督机构、军台对废官的约束之制，以及军台效力赎罪废官的捐赎之制。
一、清朝军台的设置
军台是清朝驿递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军机而设，战时由武弁负责军营文报的“管押护递”，以及运送军粮、护送官物等。明代未见有设置军台的相关记载，清朝军台始设于康熙朝。康熙五十四年（1715），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期间，康熙帝令兵部与理藩院酌量在甘肃所属州县安设台站，此为清代军台之雏形。同时，“派出部院衙门笔帖式坐台”[1]598。雍正元年，军台作为清朝驿递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正式出现在官方记载中。[2]110有清一朝，中央王朝根据军事行动的需要增设军台，并根据周边自然条件，对军台的地理位置进行迁移、调整和裁撤。清朝不仅在北部、西北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军台，而且也在直隶、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山西、陕西、甘肃等近边地区和内地省份设置军台。军台是沟通京师与边疆之间传递情报与运输物资的通道，非常重要。
（一）军台的种类
清朝的军台有少数民族地区军台、近边地区军台和内地军台之分。少数民族地区军台主要指北路军台和西路军台。北路军台又称阿尔泰一路军台、口外军台、张家口外军台。北路军台在雍正二年（1724）以前以杀虎口为起点，雍正二年以后改为以张家口为起点。经张家口向西至赛勒乌苏台（即他拉多兰腰站，此处是北路军台的枢纽），有军台10座3。由赛勒乌苏台向北，经库伦抵达恰克图，有军台16座。由赛勒乌苏台向西经乌里雅苏台底台，终至近吉里克卡伦，有军台24座。[3]由乌里雅苏台底台向西，经由14座军台抵达科布多。由科布多向北，经8座军台抵达索果克卡伦。由科布多向南，经8座军台抵达苏济卡伦。[4]608西路军台以甘肃马莲井台为起点，连接哈密、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喀喇沙尔、伊犁、库车、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阿克苏、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和辟展等新疆要地4。新疆设省后，西路军台统归新疆巡抚管辖，并全部被改为驿站。
与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军台相比，设置于近边地区和内地省份的军台更能真切地体现“随军而设”的特点。在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多发生在西北、西南、东南和东北等边疆地区，直省各地是军报及战略物资往来的经由之地。清帝根据战况的需要添设军台，如在乾隆朝发动征缅之役时，因云南省城至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等处没有驿站，乾隆帝令云南督抚酌情添设军台，拨置马匹。军台的地理位置亦非一成不变，会根据战势发展随时进行调整。在平定新疆天山南路地区叛乱期间，清廷担心静宁一带文报往来受阻，暂将军台改设于兰州、凉州一带。当军务告竣后，随军而设的沿途各省军台往往会被划归驿站，或被改设为马塘，或被裁撤。如乾隆元年（1736），清朝撤回巴里坤兵丁的同时，也将口外军台全部裁撤，改为在马莲井子以东、星星峡以西设立马塘，以便递送文报。[5]413-414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朝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之后，鉴于“川省军务告竣，文报往来无须加紧驰递”，乾隆帝令“所有沿途驿站自应照旧办理，其添设之军台各站，俱著裁彻”[6]541。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朝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后，因无紧要文报需要递送，广东巡抚孙士毅奏请裁撤军台。
现有史可考的内地军台是设于直隶、甘肃、云贵、四川、山西和陕西的军台。直隶良乡设有军台，具体数目不详，承接由陕晋沿边递送而来的文报，经良乡转送京师。[7]678甘肃境内有14座军台，分属不同州县管辖，如安西州本境有安西底台、渠口台、布隆吉城台和三道沟台4座军台；
玉门县境内有大东渠台、赤金峡台、赤金湖台、火烧沟台、惠回堡台和黑山湖台6座军台；
西安州境内有白墩子台、红柳园台、大泉台和马莲井台4座军台。[8]645-646云贵地区的铜壁关至蛮暮曾设有5座军台，每座军台设千总1人、把总1人、兵40名、马20匹。[9]270四川曾于乾隆十年（1745）至乾隆十二年（1747）在打箭炉至德格之间，按道途远近添设随营军台，每台安马6匹、蛮夫4名。[10]262四川总督富勒浑在大小金川之役发生时，曾在章谷至当噶尔拉一带设立军台。
陕西的军台起自潼关，至宁羌州所属的黄坝驿止，设立军台28座，每站有马24匹，每正站派营弁3员，专司递送。另有腰站30座，每站有馬12匹。[11]150山西沿边设有28座军台，系专递军营文报之用。[12]810《宁武府志》记山西宁武府设有8座军台，分别设在宁武府枳儿岭、阳和东、三十里铺、王官人屯、大同城、薛家庄、上西河、梨园、头三岔堡和延年村1。为防止递送迟滞，乾隆朝时加强了对内地军台的管理，由派专员定期巡察改为由军台所在地方之大员巡察管理：直隶军台事务交按察使永宁，山西军台交按察使明山，陕西军台交布政使武忱。[13]6
（二）军台的人员及军器配置
军台归兵部（陆军部）管辖，设有军台总管、协理军台事务总管、管台官，服役于军台的有蒙古族人、回民、坐台废官、号书及马夫。军台总管（后称军台都统）也称管台总管，是管理军台的最高长官。乾隆朝在赏各都统养廉银时，也将军台总管开列，意在防止军台总管“勒索台员，扰累蒙古”[14]340。该职亦曾以独石口副都统兼理。协理军台事务总管，此职系设专人，而非由蒙古札萨克兼理。如乾隆元年，协理军台事务总管觉和托曾就迁移军台之事上奏皇帝。在军事紧急时，清朝也会选任蒙古札萨克管理台务。乾隆二十年（1755），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曾向朝廷上奏管台务名单，以供皇帝拣选。管台官从部院中的司官如六部郎中、员外郎、笔帖式及侍卫中选派。在通常情况下，一名管台官同时管理两座或三座军台。服役于军台的少数民族系指坐台蒙古中的土默特蒙古、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察哈尔蒙古及坐台回民。坐台蒙古由效力于军台的废官养赡，坐台回民则系官给口粮。[15]482至于军器，清廷一般配给军台蒙古包、帐房和弓箭。以上物资每隔三年报修一次，兵部负责修理弓箭等物，工部负责核销蒙古包和帐房所用工料2。
二、军台效力赎罪的人员及发遣程序
效力赎罪是清朝特有的职官问责手段，是入关前力役惩罚的变相表达，也是赎刑制度的重要内容。有清一代，因官员犯罪性质不同，所以定有多种效力赎罪的方式，如书房效力赎罪、庙工效力赎罪、海疆效力赎罪、军营效力赎罪、新疆效力赎罪、吉林及黑龙江效力赎罪和军台效力赎罪等。在嘉庆朝以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是最重的惩罚。但经由长期的开垦耕种，伊犁和乌鲁木齐路途虽远，但耕种成熟，地方繁庶。至嘉庆朝，发配吉林和黑龙江已經变成效力赎罪中最重的惩罚，且不许赎归。如山东地方官邱庭漋、金湘因挪借库存养廉银、滥行供应被处分，内阁原拟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但嘉庆帝认为伊犁条件太好，应分别改为发往吉林和黑龙江。[16]769
（一）军台效力赎罪的人员及地点
军台效力赎罪又称为坐台效力，康熙朝晚期即已有之，是针对犯私罪之人的惩治办法。相较于犯公罪而言，犯私罪之人系主观犯罪，明知故犯。侵贪入己、行贿受贿、失职渎职、科场作弊、结党营私、诬陷宗室、审案中违纪违法、规避远缺、弄虚作假、伪造印信、国丧期间听曲饮酒、革职官员刊词传播革职情节、革职人员饰词翻供、空言示好于民以致聚众闹事、顶撞或诬陷或讹诈上司、拨兵把守私宅、饮酒宿娼、职官贩卖及吸食鸦片、军事上的失利和诖误都系私罪之属。在各种私罪中，侵贪入己和行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是清帝最深恶痛绝且对其处罚最重的职官犯罪行为。按照清朝律例规定，如犯侵亏、贪赃罪的官员能在规定期限内缴回赃款，在量刑上会免于死罪、予以减等，最终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乾隆七年（1742），广西巡抚杨锡绂曾援引此律例为已判处斩刑的原知府饶鸣镐求活。[17]125但乾隆帝认为，饶鸣镐贪赃累累，为法所难容，若免其死罪，于奖廉无益，更有“教贪”之嫌，最终在秋审时批准了饶鸣镐的死刑判决。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对贪赃之罪作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并将此视为是否应将贪赃之官发往军台效力的参照标准。若官员系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湿等情而导致的侵亏，仍按照旧例，发往军台效力。但若官员系侵亏入已，则停止其“限内完赃，发往军台之例”[18]238，不予减等，并定为斩监候之罪，以警黩货营私之辈。概言之，乾隆帝加重了对贪官的处罚力度，他认为对其不施以死刑不足以抵罪。
废官军台效力赎罪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北路阿尔泰军台、巴里坤屯田军台（归乌鲁木齐总兵管辖）[19]1040和西路军台自哈密至乌鲁木齐的各处军台。[20]290通过梳理《清实录》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士、部院堂官、司官、首领官，以及八旗都统、副都统、佐领、提督、总兵官、副将、参将、守备、千总、把总、守卡各官等，甚至宗室人员，都曾有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的人员。这说明军台效力赎罪是适用于整个职官群体的问责方式，且不分满汉。清朝历代帝王都会认真审核发遣军台效力赎罪的废官，即便微如地方佐杂，亦力图做到情罪相宜、惩罚得当。
（二）军台效力赎罪的发遣程序
被记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的废官满汉皆有。若是旗人，需在枷责完结后在京师守候，等待台缺；
若是汉官，则需在案件完结后留在京师等候台缺，不得返回原籍。这些在京等候的废官并非无人拘管，而是需要到兵部报到，然后再由兵部转发到都察院所属的五城兵马司收管稽查。至于那些在任在籍、尚未到兵部报到的废官，则由所在地的督抚派人解送京师，为期一个月至两个月。兵部按照该省至京师的驿站数计算时间，逾限未至，则要惩处押解人员。清末时，发遣废官出现了严重的拖延情况。废官“以交代未清”为借口，逗留京师或原籍，竟有延迟数年之久。如咸丰三年（1853），江苏已革知县秋家丞、朱学海、把总苏锦堂，广西已革知县许鹍、王烈、游击吉祥、都司赵如胜，贵州已革总兵王梦麟，河南已革参将高俊等，他们虽都被兵部多次咨催，但仍拖延时日，地方督抚也并未按时将他们解送京师。[21]145尽管兵部屡屡传饬地方督抚起解废官，但收效甚微，废官军台效力赎罪已成虚文。更有甚者，曾发生等待解赴军台或已发配至军台的废官暗自潜逃的事情，此行为常见于咸丰朝、同治朝和光绪朝。如咸丰四年（1854）八月，废官原署河南荆子关副将归德营参将高峻私行潜逃；
[22]484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废官原四川督标外委许怀清、废官原步军委协尉德馨潜逃；
[23]1020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废官邱瑞祥、李振海、张同方潜逃；
[24] 868光绪十四年（1888），察哈尔都统托伦布奏称，废官原游击田福志、参将唐永福从军台脱逃。[25]513潜逃行为的存在足以说明清朝国法受到藐视。当然，法外亦有人情，如果废官遇有丁忧守制的特殊情况，可在服满后再赴军台效力赎罪。如乾隆朝浙江按察使顾长绂未能劾奏属员婪索之事，因渎职被革职拟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但因其丁母忧而被暂缓发配，“俟服满后，发往军台效力赎罪”[26]79。所有废官都需自备资斧，前往军台效力。
废官被发遣至军台后，受到严格管束，不可以自由行动，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军台总管官处点卯。如有特殊情况需离开军台，则需向管台官请假。军台废官也时刻受到监督。若废官敷衍不作为，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发往更偏远的军台赎罪。山西河东道道员周绍儒被发往军台效力后，并未实心办事，后被发往拉林（今黑龙江五常市拉林镇）、阿勒楚喀（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种地赎罪。
尽管清朝定有朝章国典，但是在同治朝以后，军台废官已经敢藐视法典，屡有违法行径，这一情况在清朝中前期是未见记载的。有的废官在军台逃脱，这一问题在光绪朝尤其突显。光绪二十年（1894），已革防御文铎先后两次从军台脱逃，前后间隔不及半载。[27]337有的废官敢在军台聚赌，咸丰九年（1859），废官什亮、文瑞、尹继昌、文哲浑、吉光、福荫、德山、李成膏、和尔赓额、崇喜和许鹍在军台开场赌博。[28]338有的废官敢擅离军台，光绪十七年（1891），沙克都林札布奏稱有军台废官游走于街市，“来去自由，毫无拘束。每至卯期，倩人代投名刺，甚或潜逃数月”[29]1025。
三、军台效力赎罪的内容及捐赎宽免之制
被发遣至军台的废官是苦差官犯，不仅要听从管台官的调遣和受皇帝指派办差1 ，而且要缴纳台费和养赡蒙古，这是对坐台废官的经济惩罚，也是其效力赎罪的主要内容。台费需按月缴纳，其数额与军台距离京师之远近有关。以阿尔泰一路军台为例，在首台至第10台效力赎罪的废官每月需缴银43两，在第11台至第44台效力赎罪的废官每月需缴银33两。废官每月缴纳的台费之所以会有43两和33两的区别，就是因为首台至第10台距离京师路途相对较近，而第11台以外的军台则道路远且条件恶劣。养赡蒙古是指废官需承担在北路军台服役的蒙古人应得之钱粮。他们应得的钱粮，先用官项支给。军台总管将动用数目咨报中央户部、兵部，再向坐台效力废官追缴，从废官抵达军台之日开始进行追赔弥补。关于这些内容，已有专文研究，不再赘述 2。下文将重点论述学界暂未论及的坐台废官捐赎之制。按清朝政书记载，废官需在军台效力3年，期满且台费缴清方可被释回内地。但实际上，废官在军台效力赎罪的时间受到捐赎和皇帝特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非局限于3年，或短于3年，或长至5年。针对坐台废官捐赎一事，清朝定有极为细致的章程。
（一）坐台废官的捐赎之制
不是所有的废官都可通过捐赎免除军台效力赎罪，清朝按照坐台废官获罪的具体缘由及某些客观情况，将在军台效力赎罪的废官分为不准捐赎和准捐赎两种情况。
不准捐赎可分为皇帝特旨不准捐赎和有应赔款项不准捐赎两种。就前者而言，皇帝的裁决高于一切律例，任何感情因素或客观情况都改变不了皇帝的决定。另一种不准捐赎的情况是废官仍有应赔款项。朝廷会命兵部咨行户部、刑部和工部审查在京任职的废官，命督抚清查在地方任职的废官，并汇报给户部、刑部和工部。按照有无应赔款项，决定是否允许废官捐赎。若废官仍有应赔款项，则不允许其捐赎，要继续留在军台效力3年，同时要缴纳台费和办理台务。3年期满后，兵部核查其台费是否缴清。若已缴清台费，由军台总管请旨将其释回。光绪十四年，察哈尔都统托伦布奏称废员何如璋效力3年期满，台费缴清，请求释回。光绪帝批示准其释回。若废官在3年内未缴清台费，清廷则根据其原有职务与品级对其进行处理。对州县以上官的处理办法，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帝规定“永远留台，不准复回内地”[30]760。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道光八年（1825）间，清廷将其改为视废官家产情况而定。确实无力支付台费，就延长效力时间至5年。5年内仍无法缴清台费，只能请旨定夺。如果有废官敢隐匿家产，一经查出就将该废官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对州县以下官（如文职县丞、武职守备之类的微末员弁）的处理办法，则有满汉之别。旗员移交刑部改为枷责，汉员交原籍督抚定驿充徒，即杖一百徒三年。
准捐赎分为已到军台又准捐赎、无应赔款项可捐赎、皇帝特旨调回、皇帝特旨捐赎四种情况。在通常情况下，废官需在军台效力3年。若废官在军台效力赎罪的时间超过半年，按其在台时间及所派之台距京师远近核算台费，如数缴完3年台费。若废官在军台效力赎罪的时间不到半年，则需缴纳3年台费的一半数额。光绪十一年（1885），对废官所缴纳的台费又有新规：准捐赎的废官需将未效力时间内的台费加五成交足。[30]763无应赔款项可捐赎是相对于有应赔款项不可捐赎而言，虽皇帝允许他们捐赎，但仍需被发往军台，并要求他们在一年内缴清3年的所有台费。其实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前，对此类可捐赎废官的政策尚属宽松。他们可以在限定时间内居家筹措赎罪银两，暂缓赶赴军台。即便是在筹措期满时，也可呈请宽限时日，遂有废官以此为借口，规避军台效力赎罪。乾隆五十七年，清廷改定章程，“凡有奏准赎罪，立限完缴者，仍令前赴戍所。俟赎项缴清之日，再准回籍。如有及早完项者，即可令其早回，不必拘定期限。如逾限不清，著照旧例治罪”[31]879。嘉庆三年（1798）清廷曾一度恢复旧制，但道光四年（1824）以后又定制，废官仍需先被发往军台。但此时对废官缴费数额的要求已相当苛刻。咸丰九年，先后两次修改废官缴费数额，从“照每月43两之最高数额补缴”改为交38个月台费并加倍。[30]763光绪十一年，又改为交37个月台费并加倍。[30]763废官若能按数缴清，即可返回内地。若不能，则要继续坐台效力3年。在台期间的规定，与不准捐赎者相同。
尽管对犯私罪之人的军台效力赎罪定有明章，但皇帝的特旨仍可以凌驾于任何政策规定之上。在犯私罪的废官中，有一小部分人会因为皇帝特旨被调回而缩短其在军台效力的时间。雍正朝的李永升（原任南阳总兵官）曾因收受军政陋规被发往阿尔泰军台效力，雍正帝念其系勋臣李国英之孙，特从台站地方将其调回，授为汉军正红旗参领。在此后的7个月内，李永升又先后被升任汉军镶红旗副都统、汉军镶红旗都统和工部尚书。李永升在被调回的7个月时间里，官阶连升两级，其仕途并未受到军台效力之罪的影响。河南巡抚田文镜曾一度谪戍军台，乾隆改元后立即被赦还复职1 。乾隆二十二年（1757），湖南巡抚蒋炳因审案时拟罪失当被发遣军台。仅一年后，乾隆帝就宽赦蒋炳，令其回京，“仍令值军机” ，后累升至仓场总督2。乾隆朝的刘墉曾因属员亏空受到牵连，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在他坐台仅14个月时，乾隆帝便加恩令其回京，任其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年届七旬，又加恩任命其为知府3。从被发往军台到再次被起用，只有两年零八个月。与刘墉经历相似的，还有跟他一起被发往军台效力的文绶和孙孝愉。文绶在任山西布政使期间，亦受属员亏空牵连，先被革职，后又与刘墉一起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昌吉屯发生人犯纠众戕官、抢夺官物事件，哈密地方办事需人，乾隆帝赏给文绶道员衔，令其自备资斧，前往哈密带兵堵截缉拿。次年十二月，还在新疆的哈密办事大臣文绶就被升为河南巡抚。[32]1197孙孝愉乃孙嘉淦之子，其在福建按察使任内时，曾因罪官蔡琛在狱中自戕而获罪，他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八月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孙孝愉何时起程前往军台效力尚不清楚。3个月后，他身在何处亦不清楚。但乾隆帝经过详细调查发现，蔡琛之死并非孙孝愉瞻徇旧情、泄露消息，而是蔡琛家人进监探望时通风报信，以致其畏罪自杀。故孙孝愉之罪可减，加恩免其坐台，令其来京任刑部主事。[33]340在乾隆朝后期，江宁布政使康基田因失察书吏被发遣军台，不久就被调回，被任命为同知，后累升至河道总督4。咸丰朝山东巡抚张亮基受人诬陷被遣戍军台，次年就被召还，累升至总督5。并非所有的坐台废官都有上述几人的恩遇，田文镜、蒋炳、刘墉、文绶、孙孝愉、康基田和张亮基，他们要么是朝中要员，要么是重臣之子。清帝在处理这类人群时，一定是考虑了重臣、要员的声望与影响。雍正帝在宽免李永升军台效力之罪时说过的一句话，似乎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朕继述先志，褒功奖善，不忘其先人之善，加恩于其后嗣。凡有祖父阵亡尽节及伟绩殊勋，载在国史，而子孙犯法问罪及亏空拖欠者，无论已结未结，著该旗大臣等秉公据实确查具奏。又汉人中，如嵇曾筠之父、钱以垲之祖，抗节捐躯、舍生取义，已荷国恩，优加荣奖。又如赵申乔、杨宗仁清廉公正，乃国家实心任事之大臣。其任内一切应赔银两，朕已概从宽免，无使丝毫牵累。著各省督抚等确查所属，有居官清正如赵申乔、杨宗仁、汤斌、陈瑸、张伯行之比，而其子孙犯法问罪及亏空拖欠者，无论已结未结，俱行秉公据实具奏。[34]1087
皇帝特旨捐赎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父母年迈或系家中独子的情况。若系因双亲年迈和独子的缘故被允准捐赎的廢官，清帝往往令他们回籍养亲，永不叙用。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原任山东济宁州知州李维谦因审断所属鱼台县县民李士方砍毙刘士兴一案时，不能审出实情，被发往军台效力。后李维谦向兵部呈请赎罪，乾隆帝念其母已七十余岁且身患疾病，允其赎罪。[35]68嘉庆朝，霍邱县知县沙琛因在审理逆伦重案时讯鞫草率，未能及时缉拿凶手，被问以军台效力之罪。沙琛之父不愿壮子远戍，愿回籍变卖家产，代子赎罪。因沙琛之父所请未获巡抚初彭龄允许，所以怀远、怀宁、建德、霍邱四县士民自愿酬金代赎。嘉庆帝得知此事后，念沙琛平日居官尚可，且双亲俱已年老，免其军台效力赎罪，并退回已缴赎金，令其回籍养亲1。
（二）宽免坐台废官
尽管清朝并没有针对军台效力废官制定相应的起废之制，但仍有法外之典。军机大臣和刑部官员审拟后，会呈报皇帝作最后的裁决。皇帝综合考量各官所犯之罪轻重及其他特殊情况，有时会宽免废官的军台效力之罪，甚至是重新起用。与针对犯公罪之废官的起废之典相比，清帝宽免军台效力废官的政治行为并没有形成制度化和体系化，而是基于客观案情的皇帝主观判决。
通常说，国家重大庆典或者废官自身情况、官声等都能成为清帝宽免废官军台效力的可能性条件。在皇帝登基或大婚等国家重大庆典之日，吏部和兵部等往往会奉恩诏查办军台废官。但在清朝中前期，军台废官并不能享受此恩典，道光元年（1821）兵部才第一次“奉恩诏查办军台废员”[36] 242。此后同治十一年（1872，纪年开秩），光绪元年（1875，新皇帝即位）、光绪十五年（1889，皇帝大婚）、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绪三十年（1904）和宣统元年（1909，新皇帝即位）都恩释过军台废员。废官的身体健康状况及年龄也是皇帝考量的内容。乾隆朝中军副将史载贤因其“双目瞽废”，被皇帝宽免军台效力。[37]371乾隆四十四年（1779），直隶总督周元理因袒护科派赋税之属员，本应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但乾隆帝念其年老，免其军台效力之罪，改为在正定隆兴寺同刘浩管理庙工，效力赎罪。[38]492废官的官声和个人作为也是皇帝作裁决的重要依据。前文提及的霍邱县知县沙琛之所以能被免去军台效力之罪、回籍侍养双亲，就是因为嘉庆帝从四县之民自愿为其捐赎一事中体察到此人居官尚可。还有一些废官尽管被革职拟以军台效力之罪，但能知悔改，力图报效，因而获得皇帝的宽释。乾隆朝的知县范君僎即属此类。在回空粮船被劫后，范君僎因意图讳饰而被革职。两个月后，他差家丁协同临清州差役，先获盗犯邓八等5人，又访获王老儿等2人。鉴于其在被革职后仍能效力于朝廷之事，既有悔改之心，又有悔改之行为，于是乾隆帝加恩免其发往军台效力。
四、结 语
废官是清朝职官群体中的特殊组成部分，是清朝问责制度与革职制度发挥效能的产物。自唐朝起，历代帝王对废官态度不尽相同。明清两代帝王处理废官问题时，明帝对起废之请留中不发，而清帝不仅责成都察院、吏部、兵部查办废官，而且自身就是废官用与不用以及用为何官的最终裁决者。虽然清朝建国以后统治者重视学习汉文化，[39]但在用人行政上却有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创设。就废官问题而言，针对不同犯罪属性的废官，清廷对其并不是进行简单的行为约束和规范，而是依照严苛的具有长效性和针对性的制度体系，有善必录，有犯必惩。
废官军台效力赎罪是清朝职官制度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角度，在揭示军台效力赎罪自身架构的基础上，为探讨清朝问责制度与革职制度提供了事实依据和基本的制度解析。发遣军台并非处理罪臣的权宜之计。从解送京师、发配军台、军台服役到释回内地，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废官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和严苛的经济惩罚。与此同时，清帝基于废官犯罪的客观缘由以及废官的官声与官德，取舍人材。乾隆帝曾言，“人材难得，若以公过废弃，殊为可惜。且与其择用新人，亦不若于熟手中弃瑕复用之为愈”[40]1007。这应是清朝废官不废且可重获起用的重要原因，也折射出清帝在吏治与人才两个层面做出的权衡。
综上所述，废官虽然是罪废之身，但清朝统治者仍对他们严加甄别取舍，并详定章程将他们遣赴军台，以期罪罚相宜。清朝在处理废官问题上的慎重态度，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用人取舍之权的掌控，是将专制皇权发挥至极致的最好体现。但时至清末，军台效力赎罪已从具有实际惩戒意义的规定沦为一纸空文，这是封建王朝周期性政治危机不可避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清圣祖实录：卷264[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2]中华书局.清世宗实录：卷4[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刘文鹏.清代驿站考：卷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689[Z].北京：中华书局，1991.
[5]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15[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6]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1008[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7]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530[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傅恒，等.皇舆西域图志：卷31[Z]//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9]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843[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252[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907[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2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606[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554[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181[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中华书局.清仁宗实录：卷188[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中华书局.清仁宗实录：卷207[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167[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570[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721[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651[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中华书局.清文宗实录：卷87[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22]中华书局.清文宗实录：卷141[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4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23]中华书局.清文宗实录：卷337[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4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中华书局.清穆宗实录：卷367[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5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25]中华书局.清德宗实录：卷261[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5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26]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1426[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27]中华书局.清德宗实录：卷338[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5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28]中华书局.清文宗实录：卷297[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4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29]中华书局.清德宗实录：卷304[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5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30]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703[Z].北京：中华书局，1991.
[31]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1405[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2]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824[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3]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847[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4]中华书局.清世宗实录：卷73[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35]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1425[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36]中华书局.清宣宗实录：卷12[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7]中華书局.清高宗实录：卷505[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8]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1078[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9]庄声.清初满洲社会所见汉籍与文化政策[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49-60.
[40]中华书局.清高宗实录：卷894[Z]//中华书局.清实录：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特约编辑 龙 晟】
Crime and Punishment：
A Study of the Qing Dynastys
Abolished Officials Serving as Atonement in Military Outposts
XU Xuemei
（History School，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110031，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abolished officials serving as atonement in military outpost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Qing Dynastys system of abolished officials， representing a punitive measure targeting “individuals guilty of private offenses”. From being escorted to the capital and sent to military camps by abolished officials， to serving in military camps by abolished officials， until donating， redeeming and exempting， the Qing Dynasty established clear regulations. In this process， not only did it reflect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depart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of officials by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officials， but it also demonstrated the control of the Qing Emperor over the selection of personnel. The Emperor was the ultimate arbiter in all aspects. Although the Qing Emperor spared no effort in distinguishing various types of abolished officials and carefully classified various donation and redemption situa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abolished officials of different natures could receive corresponding legal sanctions and economic punishments， the system of military outposts effective redemption had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under the cyclical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feudal dynasty， and ultimately became a useless fi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abolished officials; military outposts; serving as atonement
猜你喜欢 清朝 论清朝的秋审制度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1期)2017-01-05满蒙联姻政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探析学理论·下(2016年11期)2016-12-27浅析阿拉善定远营城在清朝期间的发展青春岁月(2016年20期)2016-12-21清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古代文明(2016年4期)2016-11-14从清朝官场制度看腐败求知导刊(2016年2期)2016-03-05试论团练使后市在朝鲜与清贸易交往中的地位雪莲(2015年17期)2015-11-28解读杂宝纹的寓意纺织导报(2015年2期)2015-04-07清入关前后谒陵礼仪的演变黑龙江史志(2014年5期)2014-11-25洪秀全宗教思想对太平天国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14年7期)2014-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