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 钟准健
摘 要 数字人文是将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人文研究相结合的新型跨学科研究方式。它与学术出版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二者的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并表现出相互促进的显在关系。从数字人文看学术出版，数字人文的工具、平台与理念加速了学术出版的三重变革：学术工具由辅助型向探索型转变、学术出版平台由独立型向关系型转化、学术传播理念由集体向公众改观。在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融合发展中，面临出版伦理争议、开放协同不足、技术应用困难、商业模式单一等瓶颈。基于数字人文给学术出版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正确审视人、出版与技术三位一体的关系、完善协同开放机制、加强出版队伍建设、探索持续性商业模式，更好地实现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 数字人文；
学术出版；
数字出版；
融合发展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一般指向基于数字技术手段开展人文学科研究的研究方法论和交叉前沿领域，其概念前身为20世纪60年代所兴起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作为舶来品的数字人文，至今仍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内涵与范围不断地被定义、争论与重构，因而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数字人文尚未形成统一定义。Gladney H M[1]认为数字人文是一种开放的、全球化、跨历史、跨媒体的获取知识或定义意义的研究方法。王晓光等[2]将数字人文视为数字化环境与数字化进程中对科研现存问题的回应与追问。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包弼德[3]认为，数字人文不仅是工具，还是在知识进步的过程中引起范式和理论变革的方法和技术体系。总的来说，当前学界对数字人文的定义存在方法说、领域说、活动说、实践说等多种观点[4]。我们认为，数字人文的核心内涵在于依托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工具，将“计算”的量化优势与“人文”的质性研究相结合，在学术实践中具有方法论、交叉学科、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等特质。
数字人文凭借其学术包容性和数字技术潜力，得以不断延展研究边界和扩大技术应用场景。与此同时，蔡迎春[5]指出，相比国外数字人文跨学科、多元化的蓬勃发展态势，我国数字人文的研究范围较为局限，研究成果集中于图情领域，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仍有待深化。近年来，我国出版学界虽然也在逐渐关注数字人文议题，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大多数出版机构也尚未以实际行动推进数字人文服务。在数字出版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的当下，学术出版作为连接数字人文内容编辑、价值评估以及成果传播的重要范畴，数字人文研究为其带来诸多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借鉴价值，学术出版的数字变革也将对数字人文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文以数字人文为视角，诠释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内在逻辑关联，阐述数字人文加速学术出版的数字变革实践与发展前景，分析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在融合发展中所面临的瓶颈与应对策略，以期为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启示。
1 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内在逻辑关联
数字化语境下，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这源于两者使命的契合与内涵的交叉。从理论本身来看，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在实现知识创新与传播的发展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从实践过程来看，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具有显在的互促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后者则为前者创造了重要的发展环境。
1.1 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发展目标的一致性
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层出不穷，数字技术既重塑了社会生态，也赋能了学术研究的数字化转型。数字人文是在此背景下所兴起的交叉研究领域，数字人文通过数字化文献资料、引入先进计算分析技术、构建数据大模型和研制可视化工具来促进与更新人文知识的表达、交流与评价，力图推动印刷知识生产体系向数字知识生产体系进行转变。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不断融入与重塑出版业态，传统学术出版的组织模式和流程环节不断升级优化，朝着数字学术出版的方向蓬勃发展。不过，无论数字人文与数字出版在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样态如何迭代，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本质仍未发生异变。因为数字人文利用数字技术与方法研究人文学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知识创新与服务，而学术出版的使命同样是促进知识表达、辅助知识发现、进行知识传播与实现科学交流，二者同样依托数字技术的发展，追求人类知识的进步。最新的学科评议组也指出，数字人文与出版管理具有相同的学科使命和共同的理论基础[6]。以古籍出版为例，近年来各出版机构着力推动数字古籍的出版和古籍数据库的构建，与此同时，数字人文学者也对历史档案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数字创新出版工作。如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时光机项目[7]编制出了一本长达586页的电子书，其以年份为轴，为中世纪以来的杜布罗尼克城市史建立了颗粒化与可视化的事件网、人物关系网和地图网。以此来看，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二者在方法、内容与目标上都体现了交叉契合或者说一体两面的特质。
1.2 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互促关系
从研究实践来看，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之间有着显在的互促关系，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数字人文可为学术出版研究提供新技术与新方法。数字人文学者在跨学科实践中，通过应用X射线断层扫描档案技术、手写文字识别、索引驱动、分布式存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与方法，帮助研究者、学术平台和出版机构实现了知识关联、文本分析与数据可视化的优化，克服了传统文献数字化在数据收集、扫描识读、内容关联、分布存储、开发利用等方面的不足。数字人文所带来的技术与方法，引发了学术出版机构的关注与重视，进而丰富与更新了学术出版的问题域和理論库，推进了学术出版机构在工具研发、方法创新、资源体系升级、优质服务打造等方面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学术出版的数字化有助于为数字人文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数字人文的一大要求是要通过数字出版物对数据分析及结果进行多媒体展示[8]，目前数字人文的发展正受制于项目协作、同行评审、成果出版等方面的问题，这要求以满足学术需求为核心的学术出版需要对数字人文的内容生产、科学评价、知识产权、开放获取等环节提供专门的数字出版服务，从而为新兴的数字人文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近年来，国外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布朗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高校出版机构已经着手为数字人文项目提供详尽的出版服务，并推出了Enchanting the Desert、The Chinese Deathscape等多部受学术界与出版界好评的数字著作，而国内的出版机构尚少开展这方面的业务，这表明面向数字人文的学术出版仍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2 数字人文加速学术出版数字变革的三重维度
数字人文随着技术的迭代不断改写自己的边界和功能，数字人文研究从最初的“技术服务于人”，逐步走向采用数字工具、数字技术与数字媒介来塑造、改变知识的生产和传播[9]。立足学术出版的微观层面，数字人文全方位嵌入学术出版的各要素环节，使学术出版的知识服务表现出跨学科工作、跨机构协同、知识生产智能化、人文数据开放公益化等新特点，推动学术工具由辅助型向探索型进行转变，学术出版平台由独立型向关联型发生转化，学术传播理念由集体向公众产生改观。
2.1 工具转变：由辅助向探索的身份转换
回顾数字人文的发展历程，原先基于简单计算分析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通过不断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使数字人文的研究边界逐渐扩大至文化遗产、文学、历史、艺术等范畴，从某种意义来说，数字技术的迭代为学术内容的发现、重组、生产等环节的创新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机，在此过程中，更是推动了数字工具在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中由辅助型向探索型的身份转换。
数字人文要实现的是对海量文献的充分掌握和便易分析。对人文研究者和出版编校者而言，面对数据的指数型发现与文献的海量型获取，数字人文技术与工具在内容创作端与出版发行端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智能作用。一方面，在学术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过程中，人文研究者可以通过词频统计的主题模型和自动文本摘要工具，从而快速提取海量文献关键信息，实现对文献的全面掌握，有助于出版知识服务的降本增效。另一方面，研究者和数字出版平台可以基于数字人文研究所擅长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情感分析模型、语言风格分析模型以及地理历史信息系统等工具，综合运用于文学、历史学、文化遗产学等数据库的建设中，以高交互、开放式的方式呈现文本中隐藏的关系语境和再现历史时空动态变化，启发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扩大问题域与提出新结论。相较于过往研究者所主导的旨在提高知识生产效率的科研助手型工具，近年来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Ai Agent应用受到广泛关注，它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显现出了智能探索的潜力，例如Hua W等[10]基于人工智能与模拟仿真技术，通过深入理解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冲突，为如何预防未来的国际冲突提供了模拟分析工具。这表明数字人文所提供的学术工具已经不再局限于编写、标引、翻译等被动辅助功能，而是渐渐地开始模拟复杂的人类社会行为，进而逐步向自主设计、规划执行的主动探索角色身份进行转换。这一变革将导致知识生产的主体发生深刻变化，并对未来的学术出版生态造成重要影响。
2.2 平台重塑：由独立型向关联型的转化
利用数字平台是出版机构提高知识生产与传播效率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出版服务形态，数字出版平台能够在技术提供者、作者、读者、编辑等主体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11]。学术出版机构普遍具有自建数字平台的主体自觉，但由于技术标准和同业竞争等原因，各类孤立的数据库产生了海量但重复的数据，又因缺少有效的信息共享，使得文献资源浪费严重，给信息的高效获取与利用带来了不便。因此，目前各类数字平台建设的首要难点便是克服内容分散、“数据孤岛”的不利局面，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知识服务[12]。近年来，国家陆续颁布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13]《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14]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创新驱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13-14]。
在此背景下，数字人文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打破知识的静态与孤立，实现知识动态关联[15]。以国外的免费开源网站Scalar为例，其为众多分散的数字人文项目团队、数字技术公司、图书档案馆与出版机构创设了一个协同创作与出版平台，方便用户基于语义网创建原生数字成果与多媒体在线出版物，其所表现的跨机构协作特性，为学术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协作生产服务范例。多模态文本互联当前已成为数字人文项目的数据组建手段，多模态文本互联是指通过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可视化、机器学习、数字地图等技术与方法，以超链接的方式实现海量图片、文档、地图及声音文件的数据互联[16]。以数字人文项目“罗马重生”为例，其基于3D建模技术和VR技术，集合了历史图像、手稿、书籍等文本与档案，实现了历史时空脉络的动态可视化，同时具备图书索引和工具查找的功能，打造了一个结合教学、研究与出版的互联型平台。在数字人文的观照下，学术出版平台由独立型向关联型进行转化的趋势，有助于实现知识资源的数字化、结构化、关联化与可视化，从而为学术出版平台提升自身研究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创造了路径，并使出版业与其他知识行业的边界融合成为可能。
2.3 传播改观：由集体向公众的理念变革
考究出版（Publishing）的本意，即“公之于众”，更确切地说，是将一切有价值的、有组织的、系统化的信息传递给公众[17]。扩大研究成果的推广和传播，承担文化传承和推广的任务，是未来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文化使命。学术出版与数字人文同样承担着服务公众的愿景，或者说，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最重要的发展前景，不在于使用数字工具或这些工具带来的新方法提出新的问题，而在于为公众重塑知识的生产、表达、分享与讨论。
伴随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于专业知识的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需求日趋强盛，社会大众渐渐参与进学术资源的组织构建中来，如果说开放获取（Open Access）学术出版模式的出现是学术知识对公众开放的先声，那么数字人文日趋成熟的数据众包系统则预示了公众参与学术知识生产的趋势。以伦敦大学学院的边沁手稿转录项目[18]、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数字报纸项目[19]、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档案抄录项目[20]以及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庫”[21]为代表的数据众包模式提高了公众对数字人文学术数据建设及资源组织的参与度，让公众得以参与学术出版建设的前端链条，打破了传统人文平台的单向性和封闭性，使得许多在传统出版时代不可能参与到社会知识生产体系的普罗大众成为学术知识的贡献者，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学术知识生产的源泉。这种强调面向公众的知识生产活动对学术出版机构来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因为这证明了为广泛的受众建立在线可参与性项目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旨在深入映射现代东亚历史的《身体与结构2.0》[22]这部在线书籍为例，其凭借多视角设计、可视化叙事、非线性浏览、交互式互动等内容特性，读者可以在此书中进行自由探索与数据补充，从而较好地满足了作者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意图。这一出版模式值得以古籍资源的活化应用与多感官数字化创意呈现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借鉴：学术研究成果不再局限于期刊或者文章，而是以多模态、个性化、交互性的出版产品形式进行体现，进而最大限度彰显其社会价值。
3 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的瓶颈
就目前来看，数字人文对学术出版尚未形成全局性影响。数字人文虽然为学术出版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但也挑战了其原有的出版运作方式和行业发展理念，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讨论争议，映射了特定的发展困境。结合海内外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的相关实践经验，从而归纳出当前所存在的出版伦理争议、协同开放不足、技术应用困难、商业模式受限等四方面的发展瓶颈。
3.1 出版伦理争议
伦理探讨在国外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始终是前沿热门议题[24]。目前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融合发展，存在较多涉及出版伦理及法律争议的问题。在学术写作环节，国外众多学术出版人与作者就人工智能是否能独立担任作者身份这一争议进行了深入探讨[25]。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由于算法与工具中含有歧视与偏见，若不加以谨慎使用与审查，可能会放大学术研究中的偏见[25]。由此来看，以人工智能和算法工具为基础的数字人文，不可避免地会在成果出版阶段遭到同类争议。在同行评议环节，将依赖数据和算法进行运作的数字人文工具引入同行评审，同样难免引起出版学界的质疑，因为学术成果的检测是编辑和出版人的责任，倘若交给智能机器代以执行，则是对编辑责任与价值的削减，也反映了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工具融入学术出版中，出版责任主体价值生态失衡问题[26]。在学术成果传播与共享中，数字人文提倡学者和公众对已发表的原始作品进行开放性编辑与补充，这虽然有助于完善原始研究，但其所引发的版本知识产权不清晰的问题也有待重视与解决。
在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中，隐私问题同样不可忽视。读者在数字人文创作、众包和出版平台中所进行的注册、收集、访问、记录、存储、使用、共享等活动，如果平台的技术使用不规范或数据管理不完善，极有可能导致诸如密码泄漏、位置跟踪、会话窃取、行为窥探等隐私侵权问题。特别是当前平台与用户的数字权利的认定与运用还未形成行业规范，如何保护用户的知情、访问、使用、更正、反对、删除、建议、投诉、数据转移等权利，对未来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互构过程形成了重要挑战。而由于技术黑箱的遮蔽，学术数字出版平台所掌握的私权力和新技术，难以被及时有效地监管，因而可能会被应用于从事一些不良甚至违法行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比如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的学术数据等。面对日益发达的数字技术，我们试图在学术研究与出版中保持某种平衡。一方面，我们不希望学术研究与出版太工具化，因为这涉及人在技术主导环境下所怀揣的主体性隐忧；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担心自身不够工具化，因为我们亟须新工具所带来的视野拓展、效率提升和成果迭代。因此，学术出版伦理规范与数字人文技术未来将经历一段相互博弈与不断妥协的过程。
3.2 协同开放不足
就当前国内外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实践来看，协同开放虽然已成为显著的趋势，同时也是制约二者融合发展的掣肘，原因有以下两方面。其一，跨机构协同开放不足会导致数据错误和版权纠纷。当下的数字人文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科研创作或智能审校时，难免会存在数据错误或虚假的问题，使知识生产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不得不引入人工复检，而这与智能辅助的初衷相去较远。这中间自然有技术不成熟的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底层技术逻辑与中层知识库的脱节，即技术的数据需求与数据库、出版平台之间的版权开放度不相匹配。因为知识库之间缺乏多元数据的关联与共享，使得数据的清洗与检测不充分，进而诱发了文本检索、引用、分析等一系列数据错误，长久往复，更会造成数据库内部的循环错误。尽管对数据版权的开放获取呼声甚高，但是文化安全、版权保护、数据隐私、市场准入等问题仍是数据开放共享的重要阻碍，这些数据版权纠纷在一些跨机构和跨国项目合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数字人文项目“威尼斯时光机”的跨机构合作过程中，一些涉及机密性和馆藏特性的档案或图书难以被公开出版使用，同时，机构协同合作所形成的数据产权最后归谁所有、谁有权使用、由谁来负责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激烈争议，以至于最后成为该项目停止运行的重要原因。
其二，跨学科协同不足会导致研究进展缓慢、成果出版受阻。一方面，数字人文研究的对象既需要计算海量的数据，也需要人文专业的辨析，这使数字人文项目需要开展广泛的跨学科合作。而我国许多数字人文项目在策划、筹建和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忽视对人文学者真实需求的考量，缺乏与人文学者的合作与沟通[27]，加之人文学者难免会在数据模型应用与验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种种原因导致数字人文研究成果在出版后的适用性、利用率、满意度及可持续性上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另一方面，因数字人文本身的跨專业、多媒体呈现、项目长期运作的特性影响，以传统学术出版的理念来评估数字人文学术成果存在不兼容的问题，所以在对学术成果的评估上，目前学术出版还未对数字人文项目达成规范统一的同行评审标准。故而，未来仍需要在数字技术层、人文研究层与出版编辑层开展更广泛的跨学科协同，不断升级同行评审制度，提升数字人文成果出版的学术可信度。
3.3 技术应用困难
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都依托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导致目前所遇到的技术应用困难问题直接影响了二者的融合发展实践，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技术应用不够成熟。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的出版与传播需要出版机构进行相应的技术转型，而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数字人文研究尚缺乏先进的数字工具，数字技术应用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人文学者的需要[28]。学术生产端尚且如此，遑论学术出版的数字人文服务，因技术的制约，导致数字人文目前常见的项目体验与手机等移动设备并不兼容，出版机构难以独自实现数字人文成果出版的需求，故而杜克大学出版社与作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不得不借助Scalar平台来联合编辑与出版他们关于阿尔及利亚革命史的在线多媒体书籍[29]。②技术迭代与业态发展脱节。数字技术迭代过快，容易使研究时效跟不上传播技术时效，进而导致技术的应用失去持续性。近年来，伴随数字出版的一系列战略相继提出，“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等实施计划还未达预期，新的浪潮又已到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版等可能性又被纳入讨论。这虽然是技术迭代中客观存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也不得不使大部分出版企业需要审慎考虑数字人文在市场应用中的项目风险和回报预期。③技能掌握难度大。数字时代的出版工作者必须面对文献介质多样化和内容海量化的现实，尤其是在开展数字人文的项目运行与成果展现活动时，更加要求出版从业人员需要同时掌握计算机编程、数学分析、项目管理等数字技能，才有可能策划、编辑与出版更好的数字人文产品，但由于语言不同、编码经验缺乏、跨学科学习成本过高等原因，通过自学来熟练掌握数字人文技术的方式仍较为困难。
3.4 商业模式单一
就目前来看，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相融合的市场开拓与项目盈利仍处于研究摸索阶段，故而学术出版机构介入与经营数字人文领域的商业模式较为简单，大体可分为两种：①提供辅助性的出版服务。如埃默里大学出版社、布朗大学出版社、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機构，这些出版社更多地依靠Scalar、Omeka等平台为数字人文研究者提供协助书籍出版的服务，原因在于自身出版力量较为局限，难以独立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倘若出版企业的资金与技术较为雄厚，则可以通过共建数据库的方式来盈利，如中文在线每年通过资助一定资金来保障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的持续发展，以此建立合作关系，并帮助CBDB开发与维护商业版的在线查询系统来获取收益回报。②自营数字图书出版业务。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为例，其旨在将数字人文带入数字图书出版的领域，至今已用7年的时间出版了10余部数字图书，但是这个数字人文项目7年来仍是主要依靠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的资助，尽管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试图扩展在订阅、作者付费等其他方面的收入来源，但按目前来看，出版社围绕数字人文项目的商业模式仍然比较单一，而且盈利效果不佳。
不过，学术出版在数字人文领域所产生的盈利困难问题，并非只是出版一端的原因，数字人文项目本身的不稳定性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数字人文的组织架构松散、项目运行时间较短、高度跨学科等特性，在项目的可持续性运作上具有较大的组织和资金风险。因此，面对尚未成熟的数字人文项目，商业风险是客观存在且未知的，所以目前多数企业尝试进行商业合作的想法还比较保守，导致数字人文的资金注入渠道受限。故而大多数数字人文项目仍然是依靠国家或私人基金的资助来进行开展，如活跃在欧洲各地的时光机（Local Time Machine）项目多年来主要是受欧盟和当地政府基金的赞助才得以保持运作。而一些民间的数字人文项目，如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Chinese Text Project）更是靠用户自愿捐款和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服务来维系。
4 思考与展望
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30]”数字人文为学术出版提供了新尺度、新方法与新机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数字人文和学术出版的深度融合既是数字出版的攻坚目标，亦是创新路径。学术出版工作者要在“人文的数字化”和“数字的人文化”之间寻求平衡点，将数字人文研究工具、方法、思维模式与学术出版理念和实践相结合，作为推动当下数字出版研究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首先，要正确认识人、出版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发展数字技术的同时要坚守人文价值内核。回顾出版的技术史，技术的发展虽然削弱了人对出版活动的影响力，但出版是一个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机器和技术为中心的过程，所以人始终是出版文化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在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融合过程中，如果仅专注于数据模型的构建，则容易忽略传统人文分析丰富的主观经验，如果过度依赖于计算机辅助，则会导致人文深度的消失。因此，学术出版从业者既要把握数字人文赋能学术出版的发展机遇，也要坚守人文价值内核，促使学术出版秉持的思想传播与文化传承等核心理念嵌入平台搭建的全过程，包括数据模型的建设、用户界面的设计和传播环境的营造等方面。只有将技术与人文并重，理智看待数字人文热，方能实现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的可持续融合发展。
其次，建立完善的开放协同机制。在数字互联的当下，原始数据的开放获取与自由流通不仅可以加速科研的速度，也是消除人类知识流动障碍和知识鸿沟的必要选择[31]。这要求学术出版行业要建立完善的开放协同机制，在政府与协会的支持下，通过设立相关的数字人文出版基金，助力打造良好的学术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一个良好的学术网络基础设施的存在，能使众多独立数据库、技术工具和出版平台的有机连接成为可能，有助于减少学术资源浪费，提升使用效率和工作灵活度。出版机构需要全程参与学术网络基础设施的构建与完善过程，在多方对话、协作中降低学科协同壁垒，在数据库建设、数据关联发布、数据治理等方面制定并发布相关标准规范，促进数字人文知识共建、生产、共享、传播等流程的优化。同时，政府部门要不断完善学术出版监管体系，及时修订和出台数字出版相关管理办法，强化数字版权保护，从外部层面确保开放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行。
再者，加强出版队伍建设。在数字人文的推动下，图书馆一度被认为是过去积累知识的被动储存库，当前却在创造和传播学术方面发挥着积极而显著的作用[16]。这对学术出版的业务拓展与人才建设来说具有重要启示，相关出版机构要把握数字人文的发展机遇，依实际情况设置数字人文部门，强化政、企、学、研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设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故而高校出版社在科研教育、生产技术、数据挖掘、知识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上具有先天优势，对于人才培养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要重点为出版机构的相关人员提供计算机编程等硬技能和项目管理等软技能的培训，提升从业者的业务能力，并将人才培养落实在员工招聘与绩效考核等环节，使出版从业人员成为既深谙数字人文，也具备编辑出版技能的综合型人才，进而为出版机构参与数字人文项目提供人才保障。
最后，探索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具体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创新：①目前数字人文项目侧重于技术开发和平台搭建，在成果出版环节上显得乏力。对此，出版机构应立足自身在编辑设计、同行评审、版权注册、发行营销等方面的优势，满足数字人文学者不断变化的出版需求，并为传统人文学者提供个性化、低门槛的数字学术服务，策划和出版更多数字人文精品，持续激发市场活力。②放眼未来，数据将成为一种重要的资产。学术出版机构要充分挖掘自身的图书、档案、期刊和用户行为等数据资源，并进行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数字人文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数字人文内容生产者，通过自主创新、联合研发等路径，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的标准制定与开发运营，形成核心商业竞争力。③当前多元的数字人文项目表现出了它在文化遗产、教育事业、创意产业、智能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潜力，学术出版机构应积极参与各类地方数字人文项目，设计如多模态书籍、非线性数字地图、知识交互平台等具有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化体验的数字出版产品，服务地方的教学机构、博物馆、文化馆、艺术馆、图书馆等主体，在多方合作共赢中实现学术出版多维赋能社会。
目前，数字人文与学术研究的融合发展还处于前沿探索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变革与困境共生。在当下及未来，我们需要深入推进数字人文与学术出版之间的理论探讨与融合实践，持续激发其在内容生产服务、知识传播共享、数字出版业态重塑等方面的巨大潜力。
（责任编辑：翟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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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erspective Enlightenment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Jun Fan1，2Zhunjian Zhong2
Wuhan Business School，Wuhan 430056，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is a new typ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that combines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traditional humanities research. It has a close internal logical correlation with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the two development goals are consistent， and it shows the obvious relationship of mutual promo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 digital humanities， the tools， platforms and concepts of digital humanities have accelerated the triple changes of academic publish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tools from auxiliary to explora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platform from independent to relation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concept from collective to the public.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it are faced with bottlenecks such as publishing ethics disputes， lack of openness and collaboration， difficul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single business model. Based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digital humanities to academic publishing， we should correctly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publishing and technology，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opening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shing team， and explore the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so as to better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Academic publishing; Digital publish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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