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昉 周乐
本文系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近现代上海出版文化商品衍生制造及市场拓展研究”（2023BWY005）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传统文化传承与普及给予了高度重视，一系列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相继启动。1956年版《楚辞选》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楚辞编注的代表性选本，凭借优良且高效的策划组稿、编辑审稿、装帧版面设计、读者反馈与修订，拓展大众学术出版市场。本文通過对出版档案资料及新中国出版环境的调研，发掘《楚辞选》专业编辑团队的形成历史，分析编注者成员的组织分工与专业合作方式，探讨新中国初期古籍出版大众传播的学术品格及其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出版 楚辞研究 古籍编辑 大众传播
古籍出版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仅传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同时也是古典学术的重要形式和载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对古代文献遗产的保护与普及工作，陆续启动了一系列古籍整理和出版工程，通过系统整理与编辑出版，传承中华古典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是楚辞和屈原研究的活跃时期，1953年世界和平大会将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作为推广对象，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多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的文化活动，将传播与普及楚辞作品的社会期待提升到新的高度。1956年，由陆侃如、高亨、黄孝纾选注的《楚辞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代表性选本，其编辑整理与出版工作为古籍出版大众传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文献基础。
一、《楚辞选》时代背景与出版基础
楚辞是中华古典文学之瑰宝，在学术研究层面，周建忠曾在其《楚辞考论》中以“纵向观照”审视20世纪的楚辞研究，认为楚辞研究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繁荣于抗战时期，并逐步形成学术流派与学术论争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屈原被认定为世界文化名人是一个阶段性标志，至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代表楚辞研究进入了全新时期参见周建忠：《楚辞考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6页。。时代氛围与学术热情为新中国《楚辞选》的整理出版做了充分铺垫，与此同时，出版单位与编辑团队的专业化发展也为《楚辞选》的大众普及提供了实力支撑。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按照“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办社思路，将“普及古典文学而着重于编选、注释和批判的整理工作”视为工作重点，出版了一系列古典文学作品程毅中：《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文学名著诞生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2021）》，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53—457页。。20世纪50年代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国家重视文化建设与教育普及，推广汉语拼音和规范汉字。有关楚辞的出版情况，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前部分学者致力于楚辞整理、校勘和注释工作以求恢复原始风貌，新中国成立后楚辞出版更注重对文本的解读，以及对过往版本进行校勘修正，尝试通过白话文的方式重新注解，从而促进楚辞的大众传播。
20世纪50年代初，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三家整合创立了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新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郭沫若的《屈原研究》，该书初版即由重庆群益出版社于1941年出版。作为重版图书，新文艺1951年的版本仍由三篇屈原相关论文以及一篇《离骚》译文构成主要内容，其中《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屈原时代》分别写于1935年和1936年，两篇文章在新版编辑时都进行了大幅削改，第三篇《屈原思想》完成于1942年，第四篇《〈离骚〉今译》重版时也经过了修改与编辑调整。郭沫若认为该书将其对屈原的整体看法涵盖其中，是对屈原生平及作品的详尽考辨集成周建忠、汤漳平主编：《楚辞学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416页。。1952年，新文艺版《屈原研究》推出第二版，加上新中国成立前群益出版社初版印量已累计达13000册，对楚辞研究与文化普及起到推进作用。
1952年，棠棣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文怀沙的《屈原九歌今绎》，该书属“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系列之一，为读者提供屈原九歌的现代汉语翻译，采用原文与注释对照的形式，从而使一般读者也能够理解并欣赏古典文学之美。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屈原赋今译》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汉语古籍翻译的经典著作。书中详细阐述了屈原赋的意义、历史背景和地位，探究屈原思想精髓及其文学表现方式，内容涉及平仄音律、比兴手法、节奏韵律等方面，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感受屈原作品多彩的语言艺术魅力。该书总印数逾两万册，此后多次再版，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同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屈原》自1951年8月起，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部正式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一种，重点研究屈原生平，内容精要，语言平易浅近，是一部融学术性与知识性的高质量普及读物。该书一版一次印刷二万册，同样具有较为可观的印量。
与此同时，善本影印与精装古籍出版也在20世纪50年代的楚辞普及过程中发挥重要意义。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朱熹集注影印版《楚辞集注》，采用宋刻本，白纸线装32开精印，一函全六册，仅印100部。该书曾于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作为国礼相赠，声名享誉海内外。《楚辞集注》是朱熹晚年著作，其注疏体形式为学术研究者与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专业文献资料，印数较少的珍贵版本也受到收藏家与书法爱好者的关注。这一时期，通过影印本传播楚辞文化的出版形式还出现了另一种创新。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铎编著的《楚辞图》，该书作为线装影印本《楚辞集注》的姊妹篇，强调“图文并茂”，认为应该把历代画家关于楚辞故事的绘画集合起来，形成一部楚辞图绘新辑本，使《楚辞图》与《楚辞集注》互为对照，相得益彰。《楚辞图》将李公麟、张渥、陈洪绶、徐邦达、萧云从、门应兆等人的楚辞主题版画、图绘收录书中，通过对图片内容、来历、刻本、画谱、尺寸等信息的介绍，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扩大社会传播面，版本具有独特意义。全书的印制与装订形式也与《楚辞集注》相呼应，采用大16开白宣纸线装，一函二册，珂罗版印制、真丝绢面、云纹签条、蓝陵包角等工艺，使细节与整体材美工巧。《楚辞图》仅印500部，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楚辞图》的成功使出版业认识到图片信息能增强经典古籍文本传播的感染力。就图像传播对古籍文化发展的影响力而言，图片信息的视觉冲击力、阅读体验感，以及形象思维对古籍出版历来以文字为中心的传统有所补充，将直观、具体、个别化的经验意识融入文本之中。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系列，其中由文怀沙编著的《屈原离骚今绎》内文配有精印古图九幅，美化内页版式的同时增进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书中包含离骚全文译注，对称名、篇章、结构、用典等展开详细解读。次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推出另一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作品：游国恩的《楚辞论文集》。该书是1926年北新书局版《楚辞概论》之后的专题论文集，凝聚了多年研究心得，对楚辞的来源与艺术特征、屈原身世及楚辞地理学等深入阐释，对各家注解也作了详尽的辨证考察。书中逐条分析“美人”“香草”“昏期”“求女”等内涵，提出独创的“楚辞女性中心说”潘啸龙、毛庆主编：《楚辞著作提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为楚辞文化传播增添了新颖的观察视角。
1956年，饶宗颐的《楚辞书录》在香港苏记书庄出版，该书并非楚辞注释本，而是对楚辞相关古代书目、版本、流传情况、文献考证等进行梳理，是研究楚辞版本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同年2月，上海春明出版社推出“中国文学名著丛选”之一瞿蜕园的《楚辞今读》，该书对楚辞全部篇章进行解读，译文平实、贴切易懂，尤其关注楚辞所处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背景，引导读者以“同情之理解”走近心中的楚辞天地。
整体而言，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前，各地出版业响应国家对传统文化推广与普及的号召，涌现出一批楚辞相关的优秀出版物（见表1）。这些出版物将古籍译注与现代出版印刷技术相结合，以符合时代需求的白话文、新颖的观察视角、文图俱美的版本编辑，为经典古籍大众化传播注入了活力。
二、《楚辞选》与上海古籍专业出版发展
（一）《楚辞选》的策划与选题背景
陆侃如、高亨、黄孝纾选注的《楚辞选》首版于1956年4月，该书版权页上标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地址康平路155号。事实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真正成立的时间为当年11月，在此之前该名称仅为内部代用名，原出版单位与部门隶属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20世纪50年代初，新文艺出版社将自身定位为“以出版中国和外国现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全国性文学专业出版社”高克勤：《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社址康平路83号，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公私合营出版社。1954年，随着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上海地区古籍出版专业单位出现空缺，社长李俊民因而在新文艺出版社内成立古典文学编辑组，其他部门则组建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6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当时全所职工近百人，其中来自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约占三分之一，多为编辑人员；
来自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的约占三分之二，多為校对人员。1978年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更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并沿用至今。
从新文艺出版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由康平路至瑞金二路，前后长达三十年。据时任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组编辑钱伯城回忆，当时李俊民、王元化邀请郭绍虞、刘大杰共同主编一套古典文学选注本，在上海作家协会召开的首次编务会上拟定了二十个选题，讨论选注体例并确定编选者人选。随后陆续出版的朱东润《左传选》、陆侃如《楚辞选》、顾廷龙《汉书选》就是这次会议的成果钱伯城：《半个世纪的雪泥鸿爪——琐忆新文艺出版社一点往事》，《春华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鉴于王元化于1954年底调离出版社担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高克勤：《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可推断古典文学选注本的启动时间为1954年，而《楚辞选》的策划与编辑很可能在当年下半年就已启动。陆侃如1955年3月20日致新文艺出版社的回信内容也支持这一推断：“三月十五日来信收到了，《楚辞选注》的工作现在正在和高亨、黄孝纾两同志共同进行，估计可按原定计划在九月底交稿。”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资料：陆侃如1955年3月20日致新文艺出版社信件手稿。
显然，早于1955年初，《楚辞选》的策划与编撰工作已完成初步筹备。《楚辞选》与《左传选》均为1956年4月出版，两书是上海地区出版社自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出版的古典文学选本。《左传选》一版一印印数5000册，《楚辞选》第一版计划印数15000册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资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楚辞选》出版合同，1956年4月2日。，实际印数14000册，至当年8月第三次印刷总计达到了24000册参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楚辞选》1965年8月第三次印刷版本版权页，标注“印数14，001—24，000”。。从印量与传播角度看，相较于《左传选》，《楚辞选》有着更大的社会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陆侃如及其学生龚克昌在《楚辞选》基础上进行了增改，并以《楚辞选译》书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一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再版。某种程度而言，1956年版《楚辞选》的出版代表着上海地区古典文学专业出版（即从新文艺出版社、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段历史进程。
（二）《楚辞选》的编注者团队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源头之一，《楚辞》的研究和编注有着深厚传统，由陆侃如、高亨、黄孝纾编注的《楚辞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楚辞选本。陆侃如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4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导师梁启超是“五四”后最重要的楚辞研究者之一。陆侃如的学术研究始于楚辞，青年求学时期在北大已发表《读〈读楚辞〉》《屈原》《屈原评传》《什么是九歌》等论文著作。其研究方法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能以新的历史与文艺观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参见王洲明：《陆侃如先生的楚辞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1922年9月胡适将演讲稿《读楚辞》发表于《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1期，他将文章寄给当年十九岁的学生陆侃如看，陆氏随后撰写《读〈读楚辞〉》一文发表于10月第4期的《努力周报·学生杂志》，自此声名鹊起。此后学界迎来楚辞研究的热潮，192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陆侃如的《屈原》，书中包含《屈原评传》《屈原集》等篇章，是以新观点撰写的有关屈原的文学史研究专著牟世金、龚克昌：《陆侃如传略》，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1页。。此后陆侃如还撰写了《宋玉》（亚东图书馆1927年版）、《屈原与宋玉》（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在1933年出版的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书末，列四十二种参考书，其中近人著作五种，四种皆为陆侃如所著（《中国诗史》卷上、《屈原》、《宋玉》、《左传真伪考》），可见陆侃如在现代楚辞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楚辞选》第二位作者高亨（1900—1986）是现代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方面的专家。高亨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1926年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53年由陆侃如、冯沅君推荐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楚辞选》第三位作者黄孝纾（1900—1964）历任上海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教授，1946年起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目录学、楚辞、汉魏六朝文学等课程。《楚辞选》的三位作者陆侃如、高亨、黄孝纾与另两位教授冯沅君、萧涤非五人在20世纪50—60年代被誉为山东大学中文系“五岳”卢昱、朱子钰：《“五岳”其人其事》，《大众日报》2021年11月9日第16版。。他们分段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其中高亨讲授先秦文学，陆侃如和黄孝纾讲授汉魏六朝文学，萧涤非讲授隋唐文学，冯沅君讲授宋元明清文学，教学内容涵盖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山东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为新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古典文学专业人才。《楚辞选》的编注者团队中，陆侃如长于文学史的整体把握，精通现代理论与方法，高亨长于先秦文字学，黄孝纾长于古籍收藏与整理，团队协作可谓“珠联璧合”，在楚辞的学术研究上具有互补性。《楚辞选》前言和各篇小引均由陆侃如执笔；
《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国殇》《离骚》《涉江》《哀郢》《天问》《九辩》和《招魂》由高亨注解；
东皇太一等其他篇章则为黄孝纾注解陆侃如、高亨、黄孝纾选注：《楚辞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前言第2页。。这样的组合并非仅由陆侃如挂名，而是三人分工明确，各自承担相近工作量，合力完成。
除此之外，陆侃如与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选注本的主编郭绍虞颇有渊源，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燕京大学国文系成为同事，后都担任过系主任，也都关注古代文学批评领域。这使得这支来自山东大学的学者团队能够顺利进入当时以上海学者为主体的出版项目中。
三、《楚辞选》的编辑与出版过程
（一）书稿审读与编辑
1955年《楚辞选》在撰写及编辑过程中暂定名《楚辞选注》，9月陆侃如向新文艺出版社写信要求延期至10月交稿，事实上未及10月底，《楚辞选》的撰稿任务就已告完成（1955年10月28日收稿）。新文艺出版社在收到书稿后开展了认真的审读编辑工作。1955年11月28日江竹虚提交了初审意见。江竹虚本名江毓麟（1901—1975），江西永新人，1918年入长沙雅礼大学预备班就读，1920年入燕京大学就读，1923年辍学后在北京、江西等地报馆工作。1929年起江竹虚在东吴大学、沪江大学、河南大学等校教授文史课程。1932年他留学日本，1936年获得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后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江竹虚于1950年任上海法商学院教授，1951年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工作，1952年起调入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至1962年，他被时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副主任李俊民聘请为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特约编辑永新人物传编纂委员会编：《永新人物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490页。。仅从年辈来看，江竹虚几乎是陆侃如等人的同辈，尽管他本人并非古典文学专业，但出版过多部先秦文史著作、编写过曹植年谱，能胜任《楚辞选》责任编辑的工作。
《楚辞选》的审阅意见有满满六页纸，江竹虚在肯定《楚辞选》的总体价值后提出了具体的批评意见。首先认为书稿对《楚辞》的国际影响介绍不足，未能涉及费德林等国际学者的贡献，其次认为《楚辞选》各篇需要分别撰写题解，梳理前代学者的成就。此外，就注释问题江竹虚认为选注者偏重训诂，而在校勘、音韵等其他方面有些用力不够，以及对于前人的成果应融会贯通，作全面研究，而不是固守个人的研究观点。在编辑意见中，江竹虚尽管不乏尖锐的批评，但他承认选注者运用了丰富翔实的材料，尽了最大的努力，将《楚辞》逐字逐句地注释出来，对于一般普通读者而言，具有参考价值，从古典文学当时的出版情况看也具有一定水平。最后江竹虚坦言自己并非文学研究者，更不是楚辞专家，自己的意见仅供出版社参考。编辑意见之余，他又对书稿中50余处注释问题逐条撰写了具体修改意见，篇幅同样有六页之多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资料：江竹虚关于《楚辞选》编辑意见、江竹虚关于《楚辞选》注释问题逐条意见，1955年11月28日。。从中可见当时从出版社到责编对《楚辞选》认真严谨的编审态度与直言不讳的学术精神。
1955年12月，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组负责人钱伯城对《楚辞选》进行了二审。钱伯城（1922—2021）1937年任上海生活书店练习生、上海《文汇报》社资料人员、中学语文教员。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新文艺出版社，担任古典文学编辑组编辑，此后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中华文史论丛》编辑室副主任、总编辑、社长兼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届理事。当时钱伯城虽然年轻，但已是新文艺出版社最早一批古典文学编辑之一，在他之后于在春等人陆续调入社内，刘拜山、吕贞白、何满子等都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甚至“中华上编”时期才调入的。作为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实际负责人，钱伯城的审稿意见为：“初审所指出本稿缺点，大都是正确的。但按我社现在要求来说，本稿的水平还是够的。序文及小引都称得上简明扼要（正文中的解题有些是放在注文中的）。”钱伯城主要审阅稿件的整理工作，包括注文解释及文字的整理与加工、根据王逸本及集注本校对原文，以及统一全稿體例。意见最末，钱伯城补充道：“还要说明一点，二审的以上工作都是在初审的基础上做的，因为事实上初审已经进行了加工整理。”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资料：钱伯城《楚辞选注》审稿意见，1955年12月13日。由此可知钱伯城对于初审江竹虚严谨的编辑审读工作是充分认可的。
在新文艺出版社来稿处理单上，钱伯城于1955年12月13日签署编辑室负责人意见：“本稿主要是注释问题，编审中这方面改动虽多，但看来问题都不大。故在发排前，拟不再征求编注者意见，但排出校样后寄给他们看一次。（一般说，我们的改动取‘稳妥、‘从众的态度。）”社长李俊民于1955年12月20日批示道：“同意所提意见处理。（但是对‘稳妥‘从众的态度也并不是正确的态度，由于是学术性问题，只采取这种态度就可能扼杀了创造性的正确的发挥；
主要是从‘是与‘非方面去研究，而‘是与‘非又并不是绝对的，只有这样才算是正确的态度。）”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资料：《楚辞选注》新文艺出版社来稿处理单，1955年12月20日。江竹虚、钱伯城、李俊民就《楚辞选》注释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关于楚辞本身的，而且是扩充到古籍注释整理的方法问题，尤其关于编辑中“稳妥”“从众”的讨论已经具有学术深度和思想高度。可以认为，凭借出版社专业编辑团队与著作者群体的高质量合作，促进古籍译注与出版整理工作的整体水平提升，是新中国推进古籍出版与文化普及的一个亮点。
（二）出版发行与普及
1955年12月19日，江竹虚作为责编签署了“接受稿编辑处理单”，次日社长李俊民签署最后意见，此时书名已由《楚辞选注》正式定名为《楚辞选》。1956年2月4日高亨对《楚辞选》校样的处理致信回复，信中他对出版社修改书稿注释的负责精神表示钦佩和感谢，同时经过再三思考又将几处修改重新改回，并欢迎对再修改处进行讨论。2月27日《楚辞选》校样寄送至山东大学，5月15日陆侃如就校样中遗漏的两处修改意见进行了答复陆侃如的答复是：“此书（即《楚辞选》——引者注）于二月下旬寄来校对时，我正在印度访问，没有看到校样。今接出版后的样本，方看到有些辞句（前言和各篇小引）是经过你社增改的。其中有两处，我觉得和我们原意有出入（改得不免和上下相矛盾）。所以这次又在校订本上有所改删。不知你社以为如何？”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资料：陆侃如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信件，1956年5月15日。此时新文艺出版社已更名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楚辞选》出版后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1956年9月，柳州的读者周启藩致信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就书中七处注释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出版社认真誊写了周启藩来信，并于9月22日转寄给选注者。10月27日，经三位教授亲笔签名的回信寄返出版社，对读者周启藩所提意见给予了逐条回复。此外，读者谢志文也写信对《楚辞选》提出意见，高亨、黄孝纾两位教授回复了《答谢志文先生》一文，感谢并欢迎谢志文的来信，认同谢氏提出的几处注音意见，对其他意见分十二条逐条回应。谢志文的书信《对〈楚辞选〉的意见》以及高、黄两位的《答谢志文先生》之后都刊登在由陆侃如担任主编的山东大学学术刊物《文史哲》（1957年第4期）上，成就了著者、读者、出版方三者之间往还酬答的一段佳话。
读者的关注推动了《楚辞选》的社会传播，与此同时，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对楚辞出版工作的重视及关心，更进一步引发了大众与主流学界对楚辞译注出版的热情。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之后，接见了前来听报告的陆侃如，并对他说：“关于宋玉的评价，你未免太高，郭老又太低了。比较起来，鲁迅先生的意见还是公允的。你和郭老都应该多学习鲁迅的著作。”牟世金、龚克昌：《陆侃如传略》，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1页。在1956年版《楚辞选》正式出版前，郭沫若曾撰写文章《关于宋玉》发表于《新建设》1955年2月号刊，该文对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三人的学术意见进行了反驳，尤其反对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稿（三）》中认为宋玉的骨头和屈原是同样硬的观点郭沫若：《关于宋玉》，原载于《新建设（北京）》1955年第2期。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364页。。当时陆侃如和郭沫若都是楚辞研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争议引起了社会各层面的关注，这场涉及楚辞人物的评价事件恰好发生于《楚辞选》约稿之际，这也是陆侃如牵头《楚辞选》注释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在1956年《楚辞选》出版之后与陆侃如谈话讨论，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对楚辞研究与出版普及的关心。陆侃如在谈话后赴郭沫若家中做客，特别转达了上述意见。1956年版《楚辞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古籍出版整理工作引起社会各界对楚辞热议的代表性出版物，从国家领导层面至社会读者大众，它的出版发行在文化传播中蕴含学术深意，凝练了编注者与编辑团队的心力与智慧，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版式与装帧定位
在《楚辞选》1955年12月的出版社接受稿编辑处理单上，明确了最终开本为32开，共270页，直排版式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资料：《楚辞选》接受稿编辑处理单，1955年12月20日。。这一方案既符合古籍阅读的传统习惯，又具备现代出版物轻巧便携的特点。全书在文字编排的字型与字号方面颇费心思，将内文的前言与小引部分设定为老五号宋体字，正文部分则采用小四号字，注文选用小五号字，三种不同字号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定位。当时出版物基本采用9点或10.5点的活字印刷，即分别对应号数制的小（新）五号和老五号字。小五号字偏小，在同一个版面内可容纳更多的字数内容。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界曾流行以小五号宋体字取代老五号字作为正文用字，目的即为扩大版面容量。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里，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各省报纸多次将小五号字改回老五号字，其目的在于方便阅读，尤其针对老年读者群体。对文字的调整以保护视力为初衷，将内文编排字号调大、行距加宽，使之更适于长久阅读。这一时期对于印发文件也有相似的用字规律，一般内部文件不小于老五号字，重要文件则在条件允许时采用四号或三号等更大字體参见陈振平：《报纸设计新概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12页。。《楚辞选》将正文文字设定为小四号字，字型印刷清晰、行距宽裕，古籍内容纵向编排从容不迫、井然有序，满足了新老读者各年龄阶段的不同需求，显示了出版社在设定发行目标市场时所具备的开阔视野与周全考虑。《楚辞选》前言与小引文字使用老五号常规字体，注文采用小五号字为全书最小字体，在内文版式上形成正文与注疏的明确划分，以此增强古籍文本的编辑功能与视觉效果。此外，书中每篇另起一面，相当于增设了独立的章节页，赋予古籍阅读以节奏感，缓解读者的阅读疲劳。
在书籍装帧方面，《楚辞选》采用了出版社统一版式，以简洁利落的书法字体突出书名，其余留白。这种设计形式延续了古籍线装书的封面范式。《楚辞选》是现代古籍出版物，装订使用胶装形式，简化并去除了传统线装书封面上的书签，将书名直书于封面之上，体现了现代出版的装帧理念，又不失传统文化意蕴。相较于此前限量出版的楚辞系列影印版本，1956年版《楚辞选》印量7000册，单价0.34元，性价比更高，受众范围也更广，作为传统优秀古籍的注释本，它的版式与外在形象更亲民友好，这些都使《楚辞选》具有更为民主的传播普及性。
四、結 语
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策划编辑的《楚辞选》发行于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就时代氛围和出版环境而言，处于传统文化普及与新时期大众出版“百废待兴”的起步阶段。1956年4月，国家文化部决定继续降低书价，出版物按照新标准定价发行，其中青年修养读物降低20%，其他图书降低8%—20%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出版价格的亲民化扩大了大众阅读群体，拓展了古籍译注出版的既定目标市场。同时，各地对古籍书业的优化提升又进一步推动了古籍出版的普及热度。同年5月，《楚辞选》的出版地上海，由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与修文堂、忠厚书店、温知书店、汉文渊4家古旧书店组成的上海古籍书店，在位于黄浦区福州路424号的文化街开业；
6月，文化部召开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对古旧书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座谈会；
7月，文化部再次发布“关于加强对古书业领导、管理和改造的通知”；
10月，由合记、大同、乐记3家私营旧书店组成的上海旧书店在福州路401号开业，此后又有40多家书店相继并入。时代的倡导与书业环境的共荣为新中国古籍出版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古籍编辑团队与读者群体朝着更成熟的方向进步发展。“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1956年版《楚辞选》至今已逾甲子，围绕其编辑策划与成书出版，可见一代出版人对古籍出版文化普及的谦虚慎重之心。百年书香回顾，经典文化与编辑出版精神恒相传。
〔作者吴昉，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周乐，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出版与传播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
Pub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New China：
Taking the 1956 Edition of Selected Songs of Chu as an ExampleWu Fang & Zhou le
Abstract：Shortl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stat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 series of ancientbook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projects were launched one after another. As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Songs of Chu edited and annotated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e 1956 edition of Selected Songs of Chu expanded the academic publishing market for mass readers， with excellent and efficient planning， editing， reviewing， layout designing， reader feedback and revision. Based on the publishing archive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ublishing environment in New Chin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editorial team of Selected Songs of Chu， and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the members of annotators， as well as their professional approaches to cooperation. It probes into the academic traits and practical value of the publication and mass dissemin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Keywords：New China publishing， research of Songs of Chu， editing of ancient books， mas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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