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刘灵鹤（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院）
盐源县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皈家堡遗址位于盐源县双河乡杨柳村二组，地理位置为北纬27°26′57.9″，东经101°36′1.7″，海拔2399米（图一）。该遗址于2015年考古调查时被发现，2016—2019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现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院）及盐源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并出土众多遗物。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是皈家堡遗址的主体遗存，另有少量青铜时代和大理国时期遗存［1］。
图一 皈家堡遗址位置示意图
石刀堆积是皈家堡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较为特殊的一类遗存，时代为距今4200—4000年左右［2］。该遗存最大特征是以石刀作为堆积主体，间杂有石斧、石锛、玉凿、玉锛、玉石剥片及獠牙等，并未发现明确可辨识的边界，其既不属于有明确边界的灰坑类堆积或墓葬，亦不属于地层堆积，其以堆积物范围为遗存边界，遗物系人为有序叠放，并非随意丢弃或放置。介于该堆积的特殊性，本文单独呈列介绍，以求教于方家。
目前在皈家堡遗址共发现4处石刀堆积，尽管分属三个年度发现，但却相对集中于发掘区中部偏西的几个探方内（图二）。这些石刀堆积除2018TN28E35K1开口于①层下外，其余3处均开口于②层下，但4处堆积均置于第③层层表，且堆积地面土质土色与周围地层并无明显区别，不能有效划出堆积边界，仅依据器物堆置范围确定其边界。由于难以将其归属于既有的认知单位，故采用最小堆积单位Context编号，提供其背景或序络关系［3］。现将几处堆积简述如下。
图二 皈家堡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与石刀堆积分布图
1.2016TN26E36C1
位于TN26E36西南角，开口于②层下，堆置于第③层层表［4］。石器组合仅见石刀，计有5件。石刀由短及长依次叠压摆放，刃部统一朝东，均有使用痕迹。土质土色接近周围地层，无明显堆积范围（图三）。堆积周围未见其他相关遗迹分布。
图三 2016TN26E36C1 及出土石刀
2.2016TN27E37C2
位于TN27E37西南部。开口于②层下，堆置于第③层层表［5］。石器组合为刀、斧，以刀为主，计有石刀10件、斧2件。石器分三层堆置，第一层为8件石刀，除最西边的1件刃部朝西外，其余石刀刃部均朝东，依次交叠斜向摆放，摆放较整齐；
第二层为2件石刀，重叠置于石斧之上，该层石刀刃部朝东；
第三层为2件石斧，平行摆放，刃部朝北，置于石刀之下。石刀均为完整器，表面有使用痕迹，尺寸相对一致。石刀中有3件质地为泥岩，质地疏松，可能属于非实用器。石斧体量相对较大，制作较规整（图四），磨制精细，与地层中出土同类器形制一致，除磨制更精细外，并无明显差别。堆积周围未见其他相关遗迹分布。
图四 2016TN27E37C2 及出土器物
3.2017TN30E34C2
位于TN30E34西南部。开口于②层下，叠压在2017TN30E34C1下，被开口于②层下的H81打破，堆置于第③层层表［6］。该堆积组合较为丰富，除石器外，还有玉器及赤铁矿石、野猪獠牙。石器有刀、锛，玉器有凿、锛、玉石剥片，计有石刀5件、石锛2件、玉凿3件、玉锛3件、玉石剥片5件、赤铁矿石2件、獠牙1件。器物分两层堆置，石刀、玉凿、玉锛及獠牙置于上层，其余置于下层。其中石刀刃部朝西，大致平行叠压分布，石刀尺寸相差较大；
玉凿、玉锛平行摆放于石刀东侧，刃部朝南；
石锛和铁矿石、玉石剥片叠压在玉凿之下，石锛刃部朝向与玉锛、玉凿一致。獠牙横置于玉凿之前，系野猪下犬齿；
赤铁矿石（XRF分析含铁量均超70%）表面光滑，系长期磨制或把玩形成，1件表面遗留有明显磨制痕迹（图五）。该堆积周围未见其他相关遗迹分布。
图五 2017TN30E34C2 及出土器物
4.2018TN28E35K1［7］
位于TN28E35西北角，开口于①层下，堆置于第③层层表。石器组合仅见刀，计有4件。石刀刃部朝上，方向朝东，自西向东依次平行摆放（图六），周围无其他相关遗迹现象。该堆积可能被晚期活动扰动，在石刀周围地层中相对集中出土了3件石锛、1件石斧，可能为该堆积被扰之物。
图六 2018TN28E35K1 及出土石刀
对皈家堡遗址几处石刀堆积进行整理，发现这些石刀形制统一，均为双穿孔石刀，除2件为直背半月形双孔外，其余22件均为凹背半月形双孔，穿孔开在弓背上；
穿孔均为两面对钻，钻孔处可见明显的穿绳磨损痕迹；
刃部使用磨痕较集中，分布于每一面左侧；
石刀整体相对窄长，磨制精细，保存状况较好。结合皈家堡遗址出土的石器体量和石料数据分析，皈家堡新石器居民的石器制作技术已十分娴熟，形制特征稳定，石器生产的标准化程度较高，他们的选料经验丰富，制作不同石器使用不同石料［8］。这些石刀堆积并无明确边界，承托堆积地面的土质土色与周边地面无二，周围未见同时期其他遗迹现象。且发现的石刀堆积有着相对固定的组合形态（表一），石刀是该堆积的主要器类，刃部朝向多为东；
除石刀外，还见有石斧、石锛、玉凿、玉锛等木作工具，个别堆积伴出有玉石加工剥片和獠牙等。由此，我们认为皈家堡新石器遗存中特殊的石刀堆积形态与组合当有着特定功能和意义。
表一 皈家堡遗址石刀堆积统计表
完整器物集中堆置的现象在中国史前考古遗存中常见，但以往发现的器物集中堆置的遗存往往有着相对清晰的边界，如墓葬、灰坑、窖藏、房址等，这些遗存处于相对封闭的空间，遗物场景指向相对明确。而皈家堡遗址的石刀堆积则不属于上述常见的考古学遗存形态，其并无明确的堆积范围边界，不属于封闭的遗存空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堆积形态，这使得阐释维度的外延性想象空间更富有张力，且容易被过度解读。对史前遗存中器物集中堆置现象的功能解读较多，储藏或储存之说较为常见。近来有学者认为应从遗址废弃过程理论考察遗物的集中保存现象，认为遗址中集中堆置遗物的现象与古人居住的流动性密切相关，是古人预期返回的器物整理处置策略［9］；
亦有学者指出“预期返回策略”的局限和考古遗存因边界模糊而产生的非对称性解 释［10］。目前亦有人认为皈家堡遗址石刀堆积是该遗址储存石器的地方［11］。石器集中堆置现象在同时代的云南武定县以鸡嘎遗址的窖藏坑中亦可发现［12］。从埋藏形态观察，皈家堡遗址石刀堆积的特殊形态与在以鸡嘎遗址发现的石器窖藏坑有着明显差异，当属于不同的处置策略。皈家堡遗址石刀堆积符合器物集中堆置现象，其功能究竟是为预期返回策略而储存，还是其他，值得思考。
而要认识这些石刀堆积的内涵，尚需回到该堆积所处的考古情景之中。首先，皈家堡遗址的石刀堆积分布相对集中，均位于发掘区中部偏西南，呈“⊥”形分布，2016年发现的2处石刀堆积均处于探方西南—东北对角线上，2017年和2018年发现的2处石刀堆积则在西北—东南对角线上，该区域周围不见建筑遗存或其他，不具备作为储存石器的聚落空间单位的条件。石刀堆积中、堆积周围亦未见人骨遗骸，其属于墓葬的可能性不大。石刀堆积刚好位于该遗址墓葬西南与西北两个墓区之间［13］（图二），这些墓葬的打破层位和石刀堆积相对一致，除2018TN28E35K1外，均为②层下，石刀堆积则置于第③层地面上；
墓葬中仅随葬陶器，未见石器，亦未见随葬石器的习俗。其次，皈家堡遗址4处石刀堆积中出土的石器均为完整器，器表磨制精细，表面有明显使用痕迹；
石器以石刀为主，摆放较整齐，有一定规律，如石刀平行渐次摆放，同一堆积中同类器物方向统一；
石刀刃部朝向以东为主，个别朝西，当有特定涵义；
除被扰动的2018TN28E35K1外，其余3处石刀堆积数量均为5或5的倍数，其他玉石器数量亦颇为特殊，如玉器数量均为3件，石斧或石锛数量均为2件。由上可知，皈家堡遗址石刀堆积除器物集中放置外，特定的分布空间、统一的用器制度、特殊的堆积形态突显出该堆积乃是当时居民有意识行为的遗留，并非随意为之。
另外，2017TN30E34C2除出土石刀和石锛外，还出现玉器（玉凿、玉锛）、野猪獠牙、玉石剥片以及磨制光滑的赤铁矿石。獠牙在史前考古遗存中常用作祭祀品、随葬品、装饰品等，其更多是作为神面特征元素出现。“獠牙是史前众神认同的武装，也就是说人们造神的时候，拿它来赋予神灵以威严，所以獠牙是神灵的又一个神性的密码和重要的标识”。獠牙神面8000年前在中国南北地区均有发现，延续至距今6000—5000年，至距今4000年后消失。它是中国史前造神运动中较具特质的艺术元素。史前中国獠牙艺术创意中獠牙神面的神性与神格的源头取自野猪或家猪的可能性较大［14］。獠牙也多作为随葬品出现在中国史前时期的墓葬中，祭祀遗存中也常见其踪影，如金沙遗址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盛行的獠牙堆积［15］。因此，伴随有獠牙出土的石刀堆积可能也有着“祭祀”功能。
鉴于石刀堆积中仅见农作和木作工具，不见渔猎、加工工具，可能反映出农业生产在当时居民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石刀堆积可能是农业资源兴衰的象征。象征农业资源兴衰的石刀堆置于墓地之间，可能反映当时居民“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墓葬作为生死世界的物质载体，其可能寄托死者在阴间亦能获取在世时的资源。笔者以为皈家堡新石器居民将石刀集中堆置于墓地特定空间，伴出有獠牙和玉器等，给石刀堆积平添几分神秘色彩，推测石刀堆积可能是当时居民仪式活动的遗留，其祭祀形式很可能是“墓祭”，以寄托哀思、慰藉死者、福佑生者为目的。皈家堡石刀堆积未有明确边界的特征可能与商周时期中原祭祀活动中的“瘗埋”相近，此类祭祀形式是金沙遗址祭祀区中最具特质的祭祀形式之一，其祭祀对象为土地［16］。土地、墓葬、象征农业兴衰的石质农具同时“在场”，可能反映出皈家堡新石器居民独特的信仰传统，石刀堆积可能成为当时居民沟通生死世界的媒介。鉴于当前可资对比的材料有限，石刀堆积堆置的功能讨论有待情景分析和相关民族学及社会学相关理论或案例的加强。尽管解读方法多样，笔者以为对考古遗存的解读，需将考古材料置于遗址或聚落等的考古学背景之中，以此为依托分析其与周边遗存的关联，不可简单移植人类学、社会学或民族学理论和案例，或将其碎片化分析，应注意考古遗存阐释的边界。
石刀堆积是皈家堡新石器时代居民特殊的祭祀形式，其祭祀对象可能为土地，它有着统一的用器制度，皈家堡石刀堆积功能可能不适用于“预期返回”的储存策略来加以解读。皈家堡石刀堆积之处可能是当时墓区分界的标识，其可能是承载着人神之间沟通的石刀堆积祭祀仪式——墓祭，是农业祭祀仪式活动的遗留。它的发现与研究丰富了皈家堡遗址的新石器文化内涵，提供了史前遗存器物集中处置材料的独特考古案例。皈家堡石刀堆积处置策略特殊，可资对比的资料匮乏，其性质或功能尚待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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