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兆嘉，杜 颢
（1.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5；
2.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南宁地处祖国南疆民族地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地域文化[1]。同时，南宁文化多元，古迹众多，历史碑刻研究与保护成果颇丰，例如，黎文宗的《南宁市博物馆藏部分碑刻、拓片释考》《南宁市博物馆藏部分碑刻选介》《邕宁那连圩现存古碑访录》《邕宁梁村清代〈义渡〉碑及其释读》《广西南宁出土的两块明代买地券》等，张伟的《南宁市摩崖石刻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南宁摩崖石刻调查及其保护对策研究》，周梅清《南宁市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等，这些文献都聚焦南宁市范围内现存碑刻、摩崖石刻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价值和保护等；
孙剑伟、苏显华、杨帆等人《桂西南古代碑刻文献及其保护整理刍议》《南宁市古代地方文献保护工作刍议》，统计了桂南等地古代碑刻文献数量，阐述其历史价值，并提出了保护对策。笔者从镇海庙现存碑刻材料出发，讨论南宁城市发展与庙宇碑刻保护的关系，并提出具体保护对策。
自古以来，勒石记事是人类存留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碑刻内容有的蕴含民众日常生活诸多细节，有的深刻反映民间与官方的互动实态，有的则直接揭示当时的社会问题。因此，碑刻被学界视为珍贵的一手史料。张小也、郑振满、赵世瑜等将古代碑刻定义为“民间的档案”[2]。郑振满先生曾言：“在中国现存的历史文献中，碑刻和铭文可能是最为常见的文献形式。这是因为古人制作碑铭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公之于众、垂之久远……这些留存至今的历代碑铭，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历史记忆？表达了怎样的思想观念？记述了哪些人物和事件？反映了哪些历史变迁过程？当我们面对历代碑铭，可以尽情发挥历史的想象力，找到寻幽入胜的新途径。”[3]近年来，华南学派提倡历史研究“眼光向下”，多从不同社会群体日常生活出发，洞悉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实态。此外，李雪梅教授也依据碑文所载内容，将其定义为法律碑刻并将碑刻称为法律条文载体[4]。
（一）镇海庙碑刻的历史
一个城市的气质是由历史点滴积淀而成的[5]。南宁镇海庙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五一路新屋三里，现为南宁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房屋，为清代建筑，现建筑结构保存完好，与周围现代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庙内供奉诸多民间神明，如镇海大帝、关帝、观音、花王等。农历正月初一和正月十五，附近民众会带着煮熟的鸡、鸭，水果和粽子等祭品去烧香祭祀、供奉神明，祈求家庭美满、家人健康平安等，并已成为社会生活习惯性仪式。每年的正月二十三为庙会，能够吸引众多周围民众参与，场面十分盛大。
镇海庙据传最早建于明代，现已难以考证。碑文显示，崇祯十六年（1643年），重修镇海庙。清代和民国时期，地方民众屡次捐资修缮，镇海庙建筑规模不断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屋小学和新屋村公所（村委会）曾先后借用过镇海庙办校办公。1982年，新屋村村委会迁出，镇海庙恢复原样，保存了碑刻三块。2004年，南宁市人民政府将镇海庙定为二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简单加固修缮。镇海庙目前现存三块碑刻。其中，《重修镇海庙鼎建文武圣殿记》由两块石碑组成，存放在庙门东侧。年代最早的一块为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奉县袁大老爷断□埠归庙碑记》判词碑存于庙内左厢房墙壁。年代最晚的一块为民国甲申年（1944年）五月二十日《重塑神像碑记》；
另一块为光绪甲申年（1884年）孟秋《重修镇海庙鼎建文武圣殿记》。碑刻整体完好，并未受到较强的风化损坏，不足的是碑面破损较为严重，部分字迹有一些模糊，碑刻表面有许多划痕，疑似钥匙等金属尖锐器物划擦所致。
经细致调研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镇海庙有专人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镇海庙管理人员撤离，庙产收归公产，镇海庙成为附近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其间用作办学办公之用，而此时，镇海庙及碑刻缺乏专门管理。2004年，镇海庙被列为南宁市市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以后，镇海庙依然是周围民众祭祀活动场所和社会生活重要空间，但依然缺乏有效管理与保护，碑刻极可能被无意破坏。
（二）镇海庙碑刻的主要内容
从碑刻内容来看，主要记述镇海庙主体建筑与神像修建捐款。但是，每块碑刻都与地方社会历史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雍正时期的《奉县袁大老爷断□埠归庙碑记》属于官府判词碑，归类于法律碑刻更为合适，详细记载了一桩雍正年间发生的民事纠纷案，形成于官府判决生效以后，胜诉一方（与镇海庙相关利益群体）将诉讼结果勒石示人，为研究清初地方社会经济史、法制史提供了珍贵材料。碑文所载“□埠”应为鱼埗。《南宁的鱼埗和养鱼》一文记述了解放前南宁邕江两岸渔业活动，该文称：“鱼埗，又叫做挡埗，或称鱼埗，南宁俗话称之为等挡。在旧社会的南宁，不少靠近邕江的居民，以干这种工作为一种副业，获得不少经济利益……鱼苗，又叫做鱼花。南宁鱼埗捞捕鱼花的方法，是在设立鱼埗的地方，张网捕捞……鱼埗捕捞得的鱼花，卖给鱼苗客运到农村出售。”①来自：内部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南宁文史资料（总十一辑），1990：163-165.结合上述史料可知，纠纷两方分别是镇海庙与地方民众，所列姓名众多，诉讼牵涉地方诸多人群，胜诉方为镇海庙。镇海庙的主要收入与邕江渔业生产有关，必须控制当地渔业生产，因此，庙宇人群与水上人群因利益冲突，发生激烈纠纷，诉诸官方。从碑刻记载内容知悉，在宣化县知县介入下，纠纷得以平息，镇海庙胜诉。《奉县袁大老爷断□埠归庙碑记》为研究清代社会经济史、内陆水域史、法制史、渔业史、民众日常生活史提供诸多生动细节，是解读水上人群与陆上人群关系的极佳史料。
光绪时期的《重修镇海庙鼎建文武圣殿记》与民国时期的《重塑神像碑记》所载重修过程与捐款群体也值得深入挖掘。清代和民国时期分别重建镇海庙，两次重建同为甲申年（相隔六十年），清代不仅重修主体建筑，还翻新了供奉的神像。相比之下，民国时期仅仅重修神像，规模并不如光绪年间重修。从所载捐款规模看，清代重修规模也远胜于民国。清代的《重修镇海庙鼎建文武圣殿记》载：“镇海大王旁祀，花王、财神后祀，文武帝君前祀。”镇海大王、观音、花王、财神、关帝是庙宇里供奉的主要神灵，有序地分布于庙内不同位置。上述提及镇海大王、花王等神灵是桂南地区民间常见神灵。庙宇香火旺盛可能源于多位神灵的“坐镇”，满足各类人群不同的精神需求。碑文也写道：“余祖居新屋屯，原有镇海庙。明季始由河滨迁建兹土，所以妥神灵卫乡里也。国朝康熙庚寅众修，斯庙尚仍故址。逮乾隆丙申，阖乡绅耆等画事重修。……光绪辛巳中秋淫雨大作，水弥漫浸至庙梁，神像畧毁。乡中人徘徊瞻观，心马戚之，遂众议重修并增建后坐暨左右两廊……”根据部分序言内容知悉，镇海庙发生过位置移动可能与人群迁居历史相关。换而言之，镇海庙兴建可能与清代邕江水上人上岸定居密切相关。清代以降，邕江水上人上岸定居，形成聚落社区，随着社会权力形成会大规模兴建庙宇，营建公共活动场所。随着民间文献资料搜集工作全面展开，研究者除了利用正史、文集、方志等传统史料，还可以综合邕江周围庙宇碑刻史料，清晰勾勒出清代以降邕江水上人如何被国家整合入王朝秩序内的历史进程，从水域人群历史中理解广西社会历史发展脉络，进而为现有历史叙事提供新的视域。值得注意的是，镇海庙多次毁于洪水灾害，也能够看出清代邕江泛滥给地方社会带来的危害，深刻反映着地方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总而言之，邕江被誉为南宁的母亲河，两岸人群与邕江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目前相关邕江历史文化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于社会历史发展逻辑把握不足，因此，发掘民间碑刻史料对于推动邕江历史研究进程至关重要。
因此，需要认真解读邕江两岸的镇海庙等古代庙宇现存碑刻内容，探析人群与河流的关系，进而更好地把握区域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城市变迁历史图景。此外，捐款群体往往反映庙宇的社会基础。从《重修镇海庙鼎建文武圣殿记》所载内容可知，在“绅耆”的捐款群体里不乏“举人”“武生”等具有显赫身份的人群，也可以理解为地方士绅群体。结合地方族谱，也许能够了解地方社会结构与文化面貌。具有文化身份的人群大量捐款修建镇海庙，折射出镇海庙的重要地位，应该是当地社区重要的祠祀。笔者粗略统计了捐款人员姓氏情况，有“周”“谢”“梁”“陆”“陈”“张”“莫”等十几个姓氏。其中，周姓最多，陆姓其次。从碑文所载姓氏多寡情况可以看出，当地人群结构多样、社会网络复杂。清代光绪年间，镇海庙大规模重修与社会时局相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地方时局动荡，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活动自然难以进行。光绪初年地方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士绅力量得到壮大，被洪水毁坏的庙宇、神像得以重新修复，也能彰显动乱以后地方社会向国家主动融入的历程。
镇海庙现存清代民国碑刻具有很高的艺术、文学价值。其中，《奉县袁大老爷断□埠归庙碑记》《重塑神像碑记》的字体与《重修镇海庙鼎建文武圣殿记》不同，用的是类似于行书字体，有别常用楷体碑文，单个字体十分优美与流畅，为我们考察碑帖字体提供了样本。此外，三块碑文叙事内容丰富，用词恰当，叙事逻辑清晰，极具文学研究价值。
明清时期，南宁民众十分信奉神灵，民间信仰丰富多元，南宁城池四周分布着多座庙宇。嘉靖《南宁府志》载，“俗信巫鬼淫祀”①嘉靖年间《南宁府志》[M].刻本：17.，宣统年间的《南宁府志》亦载，“俗亦与粤东同，但信巫鬼重淫祀”②宣统年间《南宁府志》[M].刻本：279.。现今，明清南宁城墙已经难寻踪迹，但城市内部仍有多座古代庙宇，尤其集中于邕江两岸，与现代化楼宇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庙宇一般由民众捐资修建，用以宗教活动等，修建完毕之际，会镌刻捐款碑文，表彰功德。部分庙宇是重要的社会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是不同人群交往联络之地，承载着诸多社会活动。同时，大量禁碑、告示碑也屹立于此，昭示后人遵纪守法，因此，庙宇往往是碑刻文献大量集中之地。改革开放以来，南宁城建规模快速扩大，“1949年12月4日南宁解放，市区面积4.5平方公里……1990年，建成城区面积70平方公里，比1949年4.5平方公里增长14.6倍”[6]。城市快速发展，景观日新月异，古旧建筑如解放路、共和路、中山路等骑楼商业街区渐渐被高楼大厦所环抱，形成现代城市建筑群之中的“孤岛”，诸多庙宇、会馆等历史建筑也消失于城市化浪潮之中。根据周梅清的《清代南宁会馆研究》统计可知，清代南宁城共有会馆20座，其中新会书院、粤东会馆、两湖会馆、安徽会馆规模较大[7]，数量众多的商业会馆是清代南宁商业繁荣的实物见证，各个地域商帮聚集于此，折射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由于城市发展需要，大多数商业会馆已经被拆除，或者被侵占，或者挪作他用，已经难觅踪迹，目前仅存新会书院、粤东会馆、安徽会馆、两湖会馆等寥寥数座，大量会馆碑刻不知所踪。可以说，切实保护古建筑特别是城市庙宇碑刻资料刻不容缓。
（一）全面调查南宁市现存庙宇碑刻情况
全面调查南宁市现存庙宇碑刻情况，拍摄碑刻照片，辑录所有碑文，编纂南宁城市历史碑刻保护名录，有利于学界展开研究，保存城市历史记忆，进而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当前，已知南宁市历史碑刻有20块，包括赋役碑、判词碑、捐款碑、合同碑等，所载内容涉及清代民国时期邕江两岸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考察清代赋役制度在广西基层社会运作的直接史料。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城隍庙和三界庙相关碑刻资料。明清时期，城隍庙、三界庙是南宁城重要的庙宇，随着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两座庙宇原址已经不存，碑刻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价值不言而喻。南宁清真寺位于兴宁区新华街，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之后屡次重修，亦存多块重要碑刻，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珍贵史料。文物保护部门、高校、相关研究机构应该协同合作，努力收集庙宇现存碑刻，借鉴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地编纂碑刻集工作的成功经验，编制《南宁城市历史碑刻名录》或《南宁金石图志》，将现存碑刻文字全部收录，并附上碑刻录文与拓片，从而更好地留存城市历史记忆。当然，不同碑刻之间内容是有联系的，或者说每一块碑刻都是整体历史发展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区域发展动态变迁过程。因此，不能局限于某些特定庙宇碑刻，要尽可能地把所有的碑刻放置于区域发展的整体历史脉络里加以考察。
（二）协调好城市发展与庙宇碑刻保护的关系
历史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尤其是不可移动文物。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尽量避免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尽力将不可移动文物融入社区，化为城市重要历史文化景观。2018年2月8日，《南宁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获得南宁市政府批准，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进入崭新阶段[8]。例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很好地融入现代化城区，有力地提升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文化品位也得以提高。目前，南宁市政府致力于打造的“百里秀美邕江”城市景观已经初具成效。随着邕江两岸体育公园、塑胶跑道等休闲娱乐设施陆续建成，这些地方也逐渐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重要场域。邕江两岸现存古代庙宇（镇海庙、黄帝庙）也应纳入江边休闲公园建设当中，遵循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为“百里秀美邕江”景观融入历史元素，从而丰富文化内涵。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庙宇、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必须拆除的情况之下，应将庙宇内碑刻取出，选取适当地点，进行合理安置。同时，文化专门机构或单位应将现存碑刻集中起来，在人民公园或者青秀山内建设南宁碑林，这有利于解决碑刻存放问题，便于统一管理与保护，也有利于城市历史文化开发，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
南宁市江南区五一路新屋三里的镇海庙现存碑刻以捐款碑为主，内容丰富，时间连续性强，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文学价值，应该更好地保护与利用。碑刻蕴含着丰富历史信息，是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碑刻资料历史需要借鉴更多史学理论，从而洞悉邕江流域历史发展轨迹，全面认清邕江与南宁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在城市快速发展背景之下，要努力将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完整保护，加以改造融入现代化城市景观，打造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南宁碑林，有利于留存城市历史记忆，提升文化竞争力，进而争创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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