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璇
朝贺,是汉魏岁首举行的“大朝会”,是帝王接受朝拜,确立君主地位的国家仪式。又称“朝贺”“朝会”“朝正”“正旦大会”“元会”。其仪式的核心由诸侯、四夷、文武百官对帝王的奉贺和帝王宴请百官的飨会两个部分构成。历代朝礼今人多有研究,对魏晋朝贺仪式的探讨尚有未尽之处,本文将对魏晋朝贺之仪进行深入探讨。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西汉刘邦称帝后在长乐宫举行的朝贺仪式,西汉朝仪中有诸侯王、百官依次就位、奉贺、置法酒、上寿等环节。在张家山336号汉墓出土竹简中首次见到《朝律》律令简,比《叔孙通传》记载更为细致,有受币和退朝的仪式,此朝律在汉高祖七年以后颁行,至迟在汉文帝三年已入律法。此外,新出土的胡家草场汉墓M12经考证,是汉文帝后元元年时期的墓葬,墓葬出土竹简中有律典3卷,第2卷有《朝律》之名。可见西汉时期朝贺之礼以律法形式通行于世,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宋书·礼志》记载朝贺源于“聘享之礼”。聘享之礼,起源很早,有聘使往来之义。聘礼之核心即在于“君与卿图事”,聘礼的施行有三种情况,一为诸侯国向周天子行聘礼,一为周天子向诸侯国行聘礼,一为诸侯国之间的交相聘问。举行时间未确定,一年四季皆有聘。观叔孙通制定的朝仪,不再细分问、聘、朝的具体内涵,而统称“朝”。“朝”至少综合了礼书中的燕、射、朝、聘、觐等古礼,而又删繁就简,非独源自聘享礼。李无未《中国历代宾礼》即认为叔孙通所制朝贺仪及后代元会仪属于宾礼范畴。朝觐聘享之礼的实施,主要表现为君臣之间的献纳、臣对君的敬服,君臣之间的和乐融融。
此外,西汉朝仪还施行“四见”之礼。诸侯王于正月朔日前到达汉都城,先与皇帝小见后,在正月初一早上举行朝贺仪,其仪当如叔孙通所制。正月初四皇帝为诸侯王置酒、飨宴作乐、赏赐礼物。朝贺时诸侯王文武百官为皇帝上寿酒,三日后皇帝为群臣置酒,设宴款待,以示回敬。朝贺中还实行“十余岁一至”的“一王四侯”朝贺仪。
东汉建立后,与西汉一样,非常重视朝贺仪的建设。东汉朝贺仪在正月旦日举行,四见之礼不复行,朝贺仪中的朝贺、飨宴两个环节在同一天举行。朝贺与飨会并举,是为了实现“君臣欢康”“上下通情”的美好君臣关系。东汉朝贺渐称“朝会”,“朝会”在《后汉书》列传中出现20处,盖有10余处均指春正月朝贺。蔡邕在东观续修《汉记》时作十志,其中就有“朝会志”,《后汉书·礼仪志》列“朝会”礼仪一项,朝指朝贺,会指飨会。朝会兼有朝贺和飨会之义。
东汉末年,曹操封魏公,继而进爵魏王,都邺城(位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开始举行朝贺仪式。曹丕称帝后在许昌、洛阳举行朝贺仪。曹魏在整个朝贺仪的设置中更加追求“元正”的政治意义,曹魏祖孙三代,都在比肩两汉,尽力完善朝贺的仪式。
曹操于邺城,在文昌殿设百华灯举行朝贺仪式。《晋书·礼志》记载:“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魏武帝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1]649指出曹操举行朝贺仪式,用汉朝礼制。左思《魏都赋》对曹操在文昌殿举行的朝会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置酒文昌,高张宿设。其夜未遽,庭燎晢晢。有客祁祁,载华载裔。岌岌冠纵,累累辫发。清酤如济,浊醪如河。冻醴流澌,温酎跃波。丰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醧宴,酣湑无哗。从赋文中可以看出,曹操在邺城举行的朝贺仪有行礼、置酒、宴饮、歌舞等环节。从臣子的角度看,此次朝贺达到了臣对君“酣湑无哗”的恭敬,其制与东汉颇同。
魏文帝称帝后,由于洛阳宫殿暂时没有修缮完成,于是在许昌举行朝贺仪。南朝梁沈约在《宋书·礼志》中记载:“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2]342这里指出,曹魏在魏文帝曹丕称帝,黄初三年的时候,开始举行朝贺仪式。其实,魏人何桢曾经写作《许都赋》,来称赞在曹魏许昌举行的朝贺之仪。王沉的《正会赋》提到举行朝贺时,在庭前张幕。在城外举行朝贺是曹魏初期的朝贺仪特征。待到洛阳宫殿营修完毕,迁都洛阳,曹魏的朝贺仪式便在殿庭当中举行了。上文亦提到曹操称魏公之后,就在邺城举行朝贺。曹魏初期的朝贺地点,均在城外。晚于梁朝沈约的记载,唐杜佑《通典·礼》则指出魏文帝在许昌的朝贺仪式,“文帝受禅后,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殿狭小,元日设乐飨会。其藩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由特恩,不得为常”[3]。这里明确指出,魏文帝称帝后,以洛阳为京师,但是经历汉末战火,洛阳宫殿坍塌毁坏严重,需要重新进行修整,于是许昌暂代首都之位,在这里举行元日朝贺。曹魏朝贺仪确实因为权宜之计在许昌城外举行过,其仪式仍然华灯绵延,虽夜如昼,设乐飨会,礼仪不废。在整个朝贺仪式中以乐辅礼,追求“紫极之峥嵘”,体现君臣的和乐与秩序的井然。
曹植有《元会诗》作于黄初五年或六年。黄节笺注:“朱氏《考异》以为此诗作于黄初五年,谓文帝惟五年正月朔在许故也。然考《魏志》:黄初五年,秋七月幸许,八月循蔡、颍浮淮,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十月行还许昌宫。六年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三月幸召陵,乙巳还许昌宫。是五年十月还许昌宫后,至六年三月,方自许幸召陵,则六年正月朔,文帝亦在许,不独五年也。”[4]所以,魏文帝黄初五年与黄初六年,都在许昌举行朝正大会。因为许昌宫殿小,故而其仪应在“城南立毡殿”,以象殿;两阶用青帷,殿下二阶之间设百华灯,以朱幕围前庭,以象庭,仿东汉在“庭中设帐”,便于宴飨;其制坐北朝南,群臣由端门入;门旁设庭燎火炬,外又有五尺、三尺灯照亮。曹魏朝贺仪依汉制,有殿、殿下、庭中,虽简陋,但形制不差。
后来洛阳建始殿、承明门修建完成,曹丕下令迁都洛阳,曹丕居住在北宫,在建始殿举行朝贺仪式,参与朝贺的朝臣从承明门进殿奉贺[5]。到了魏明帝曹叡的时候,建成太极殿、昭阳殿等宫殿,朝贺地点由建始殿转移至太极殿。《三国志·明帝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曹叡在太和五年,重申朝贺“敦睦亲亲,协和万国”的重要政治意义,认为朝贺自古即有,曹魏继承古代优秀交聘传统,修改藩王朝贺礼仪。所以,曹魏王朝虽短,但是不论是曹操在邺城,曹丕在许昌、曹叡在洛阳,祖孙三代都举行朝贺仪式,尽力完善朝贺礼仪。
曹魏举行朝贺的行礼过程,同于东汉。《后汉书》注引《决疑要注》提到在我国古时举行朝会的仪式,朝臣会手拿贽礼,贽礼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有明显的区别。比如将身份分为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和士等不同等级,侯、伯所执为圭,子、男二等所持为璧,这都是比较名贵的玉石,到了大夫、士等阶层则为羔羊、大雁、雉鸟等物。这种分别也是根据事之轻重进行设计。而汉魏诸侯王手持玉璧,敬献鹿皮,卿大夫则遵照古礼,仍然进献大雁、雉鸟等物[6]。《陈书·沈文阿传》中则对汉代叔孙通制定汉朝朝贺礼仪进行了批评[7],认为汉代朝贺之礼,与古礼不尽相同,公王同用玉璧。而这正是在新形势下对礼仪的变通。汉以后不论是诸侯王的政治地位还是其侯国实力,与周时不可比拟,其朝贺礼仪必然随时立改,以应实际。所以曹魏时期,其朝贺仪式的举行一仍汉旧,主要由朝贺和宴飨两个部分组成。
曹魏时期虽然礼仪进程与汉相同,但是名称却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两汉时期,自汉文帝确立正月举行诸侯王朝贺仪后,《史记》《汉书》多称朝、朝贺、朝正、大朝、朝会。班固《白虎通》曾经提到正月举行朝贺的意义,他认为在正月的朔日举行朝贺仪式,众诸侯王和百官手执贽礼,朝拜君主,是因为“岁首意气改新,欲长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群臣执贽而朝贺其君”。朝贺的意义,是为了在新年伊始,重本正始,此时朝贺的名称还是因为“在朝奉贺”而得名,名字本身不具备更深层次的政治意义。
到了曹魏之时,更加重视这种更新君主与群臣关系的仪式,想要国家长治久安和为新朝正名的愿望,表现得更为直接,曹魏时不再称朝贺,而是直接以“正旦大会”“元正”“正会”“元会”等名称替代朝贺、朝会,以求在新的统治秩序中正身份,获得天下的认可。正是在曹魏时期有意的安排下,朝贺这一名称慢慢淡出历史舞台,而元会之仪取而代之。
今存曹植《元会诗》,诗中集中描写了曹魏时元会宴飨中的具体情况,元会宴饮中尊卑有序,有美酒佳肴,有笙磬筝瑟,歌舞表演,体现了皇室荣贵,君臣和乐的景象。并且集中描写元会的文章,出现于曹魏时期。曹植黄初四年作《请赴元正表》“欣豫百官之美,想见朝觐之礼,耳存九成,目想率舞”。王肃有《贺正仪》“元正首祚,琁机改度,伏称万寿”。加上前文所述王沈《正会赋》、何桢《许都赋》对元会仪式集中且突出的描写可知,在曹魏时期,大朝受贺仪式中,皇帝最为重视的是强调“元”“正”的仪式内涵,至此更改了自周至汉以来的朝贺之名,君臣和乐的盛会渐渐定名为“元会”。
《宋书·礼志》与《晋书·礼志》均记载了晋武帝时设立的朝贺仪程,西晋未改曹魏所定“元会”之名,其仪式整体上分为两大部分,即奉贽朝贺和飨宴。西晋元正朝贺仪程上采用同一天完成朝贺与宴飨两个部分。《晋书·礼志》将这两个部分称为“晨贺”“昼会”。在晨贺中,群臣东中华门外等候;夜漏未尽十刻,在庭内升起火把,诸侯文武官员至东阁下等候;漏未尽七刻,群臣到庭前陛部依次等候;漏尽五刻,皇帝出,开始举行朝贺仪式。出场顺序:藩王第一,公、特进、匈奴南单于子、金紫将军第二,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第三,奏雅乐,皇帝入。昼漏上水六刻,各外邦使臣进贺。值得注意的是,匈奴在西晋的政治地位高于其他外邦,仅次于藩王。
在东汉时期,朝贺人员朝贺顺序为王公卿百官,蛮夷胡客,最后见属郡计吏。至西晋,变为先内后外的朝贺顺序,至蛮夷贡献之后,整个晨贺仪式结束。皇帝休息,百官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等候。昼会在昼漏上水三刻时候开始举行,两千石以上官员上殿为皇帝献寿酒,番王上觞,四厢乐作,饮毕,还本位;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上寿酒;行百官酒,奏登歌;王公百官就席,奏食举乐;食毕,进乐舞,乐舞毕,进众伎。西晋的昼会,基本沿袭两汉置酒、宴飨作乐的飨会过程。
东晋元会礼仪多仍西晋,有所减省,《南齐书·礼志》记载:“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8]东晋元会礼仪“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2]344,依《礼记》设白虎樽于殿庭之中,目的是奖励直言献策之人。总体上,东晋元会仪“随事立位”,大体上沿袭西晋。
元会仪每年举行,藩王来朝时间各有规定,对于藩王朝觐时间,西晋作出了新的规定。关于诸侯王进入都城年限,虽有规定,但是具体的实施却各朝有差,没有统一标准。《礼记·王制》记载周王朝有诸侯王五年一朝拜的规定,汉初文景时期,汉武帝的时候,除了窦太后宠爱的梁王刘武以外,诸侯朝贺间隔遵循的是先秦时期的“五年一朝”。汉宣帝以后,又实行过十余岁一朝。东汉诸侯有亲朝、诸侯遣使朝、不朝、频岁来朝等不同情况,无统一标准。
至魏文帝,藩王无请不朝。《晋书·礼志》记载:“魏制,藩王不得朝觐。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1]651-652如果藩王想要回京都朝拜,必须有皇帝的恩准。《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曰:“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2]591-592
及西晋泰始年间,重新探讨诸侯王的朝拜年限,以每三年为一期,满三年朝拜一次。而到了东晋之时,江左王侯基本不去属国,外派任职的时候,其身份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所以诸侯王的朝贺之礼,自西周至东晋,此礼遂废。
由于藩王不朝一事,自两汉而来的朝贺仪性质,其实发生了改变。在先秦两汉时期,拥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的诸侯王。魏国的朝贺,主要变成公卿百官对天子的朝贺。西晋武帝直接规定了三岁亲朝的藩王朝贺制度,而在东晋,因为诸侯王进一步失去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在东晋与布衣趋同,空有名号,失去了在朝贺环节的主体地位,朝贺间隔的规定不复存在。
综上,魏晋的岁首朝贺,在新年伊始的正月初一举行,曹魏祖孙三代都在致力于恢复朝礼,通过名称的变改,赋予更为深刻的政治意义,以期盛世。西晋在继承曹魏朝贺礼仪的基础上,更加仪式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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