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notation and Path Construction of Natural Capita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Li Qiang
The social attribute of ecological capital deter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ecolog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the logic of capital no longer dominates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apitalization.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ecology does not lie in the monetization and economic valu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but in the partial economiciz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capital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under socialism has its legitimacy. Ecological capitalization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using market means to invest funds and materials in specific ecological resources under the premise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realizing the appreci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non-decreasing stock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Compared with other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s， ecological capitalization has specific advantages such as overall value transformation， reduction of discount rat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costs， and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he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clear and disposabl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capital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under socialism. The investment subjects are divided into several type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individuals（famili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ownership transaction marke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sets is the basic market in its market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apitalization under socialism， the appreciation of ecological capital mainly comes from two ways：
economic profits brought by using ecological capital for production and value appreciation brought by the scarcity of ecological capital.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apitalization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scale capitalization units， total control based on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rice as the value accounting unit. How to gradually build a fair an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capital market and trading mechanism while maintaining public 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will be the focus of developing socialist ecological capitalization in the future period.
DOI：10.3969/j.issn.1674-6848.2024.02.004
[摘 要]在社會主义公有制背景下，资本逻辑不再主导生态资本化过程，资本与生态的根本矛盾不在于生态资源的货币化和经济价值化，而在于生态资源的部分经济化与资本化，因而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有其正当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是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运用市场手段对特定的生态资源进行资金与物资投入，在生态资源存量非减化基础上实现生态资源货币化增值的过程。与其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相比，生态资本化具有整体性价值转化、降低折现率、外部成本内部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特定优势。生态资本分类及其清晰、可处置的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生态资本化的前提条件，其投资主体分为政府、企业、个人（家庭）和非政府组织等几种类型，生态环境资产的权属交易市场是其市场架构中的基础市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资本化过程中，生态资本的增值主要源于利用生态资本进行生产带来的经济利润和生态资本稀缺性提升带来的价值增值两个途径。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运行机制具有大尺度的资本化单位、基于生态韧性的总量控制、以价格为价值核算单位等特征。如何在保持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逐步构建起公平且可持续的生态资本市场与交易机制，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发展社会主义生态资本化的重点议题。
[关键词]生态资本化; 社会主义生态资本化;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投资
[作者简介]李强，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81）
[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教师“思政+”专项支持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我国碳普惠体系的发展现状、内在逻辑与完善路径”（编号：SIJ2303）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9月21日，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9/21/content_2936327.htm，访问日期：2023年12月17日。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①既明确了生态资本在我国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也给出了生态资本化的指导原则与实践方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生态投资成为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可持续投资行为，既助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互转化，更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具体实践。当然，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的社会主义生态资本化，在政策意涵、概念指向、运行机理、价值归属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值得进行深入讨论与分析。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生态资本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资本化内涵的探讨。研究者普遍认为生态资本是自然资本的中国式话语，并从概念范畴、价值属性等维度进行解读。比如刘思华认为生态资本包括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两个部分;①王美红认为，生态资本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自然共同形成的，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以开发利用以提高人们福利水平和生存能力，并同时具有稀缺性的实物性资源的总称;②李韶华主张生态资本是商品和服务所蕴含着的生态价值。③二是主要围绕“資本逻辑”展开的关于生态资本化正当性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与生态存在天然矛盾，如陈学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与生态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④其他学者则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资本与生态的关系存在差异性，如邓欢等学者认为，在绿色发展观下生态资本可以超越资本逻辑而具有正当性。⑤三是关于生态资本化经济功能的研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生态资本是重要的经济发展资源，比如薛雅伟讨论了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本之间的正向关系，⑥郝栋提出了技术-生态资本-经济的新发展范式。⑦四是关于生态资本化运行机理的分析，包括投资收益、核算方法等维度。比如屈志光探讨了生态资本的投资收益问题，⑧刘高慧给出了自然资本的核算方法。⑨五是关于生态资本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如卢克飞等学者对我国生态资本化的实践经验与做法进行了梳理。⑩
国外的自然（生态）资本化研究早于国内，主要探讨如何以生态资本化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要素化、市场化，以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自然资本化”概念最初于1996年由人类学家埃斯科瓦尔（A. Escobar）提出。他认为，自然资本化是就是赋予自然要素（土地、森林、水、草原等）一定的市场价值，使其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以实现资本增值目的。11在自然资本范畴方面，德格鲁特（De Groot）认为自然资本隶属于环境资本，①康斯坦萨（Costanza）则倾向于将“生态资本”与“自然资本”视作等同概念，即存量形式自身或与其他资本存量一起产生的、可以增进人类福祉的服务流。②在经济功能方面，西方学者重点探讨了自然资本的价值估算方法。马希斯（Mathis）等学者以生态足迹为标准，探讨了自然资本核算框架。③德格鲁特提出了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核算方法。④随着20世纪90年代相关概念与方法论构建的完成，环境资本运营兴起，个人、企业、社会和各级政府开始以商业运营来增加自然资本存量，学者安德森（Anderson）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归纳与总结。⑤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正当性
生态资本源于生态资产，是可用于市场投资经营以获取当前与未来现金流的生态资产。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首先需要突破“资本原罪论”的理论局限，论证生态资本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正当性，从而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基础上，发挥资本推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资本与生态的关系
在资本与生态关系认知方面，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种是资本与生态的良性关系论。新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资本化将生态资源纳入经济运行框架中，改变了社会生产函数，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古典经济学认为，随着生态系统能够提供的资源池和污染池渐趋缩小，生态资源开始成为具有经济稀缺性的生产要素，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演进为自然资本、物资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融合生产过程，而生态资源使用价值未能货币化、商品化与资本化，扭曲了商品价格，进而造成生态资源的低价滥用和生态系统的破坏。生态资本化作为一种有效的稀缺性资源配置方式，可实现商品生产成本与价格的再次均衡，因而资本与生态之间有着良性关系。当然，这种良性关系并非自然获得，而是需要一个持续的资本化技术过程。
另一种是资本与生态的天然矛盾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与生态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生态资本化只会扩大与深化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随着生态危机不断凸显，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讨论资本与生态关系问题，认为资本的无限扩张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第二重矛盾”。比如，马格多夫（Magdoff）指出，由于资本固有的永无休止积累属性，其必然会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加重生态破坏程度。①科威尔（Kovel）认为，资本积累目的性使得克服生态危机和恢复具有生命特征的地球生态系统的愿望无法实现。②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资本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③生态资本体现了以生态环境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的正当性
如上所述，古典经济学者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背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这与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有着本质性差异。
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资本逻辑不再主导生态资本化过程。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④也就是说，资本作为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只是由于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有了社会属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载体，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界定为命运共同体，生态资本化也就转变为一种实现生态资源全部价值的有效途径。虽然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也符合“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范式，包含了商品化、货币化与资本化的过程，但生态资源的公有制属性确保了生态资本化的资本运行过程变革为E-G-W-G-E，生态资本化形成的增值不再逃离出自然生态系统或局限于货币资本增值领域，而是在资本不断增值过程中实现了物质资本向生态资本的转化。
另一方面，资本与生态的根本矛盾不在于生态资源的货币化和经济价值化，而在于生态资源的部分经济化与资本化。在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如果仅仅是有形生态资源的资本化、经济化，而无形生态环境资源未能有效实现经济化，那么自然也就难以体现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经济价值。这种选择性资本化造成生态资源在利用过程中贴现率过高，尤其是在缺乏生态资源消耗总量管控的境况下更是如此，生态资本化过程就蜕化为“自然资源货币化，并且不断吸收到社会经济系统进行消耗的过程”。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政府的利益多元化符合整体性生态价值实现要求，且政府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通过总量控制避免出现资本逻辑操纵生态开发利用的现象，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内涵与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⑤这充分表明，合理的经济增长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开展社会经济活动必然要消耗一定的生态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不滥用生态环境资源，不跨越生态阈值，而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则是确保经济活动不跨越阈值的有效手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形式的持续性投入，这些资本的丰裕度不断提升，而生态投资相较之下则明显不足，生态资本的不断损耗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因而，通过生态资本化推动规模化生态投资，已成为我国修复资本禀赋结构短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
（一）生态资本化的内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资本是指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基础上，产权清晰可直接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的生态资源。“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则是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运用市场手段对特定的生态资源进行资金与物资投入，在生态资源存量非减化基础上实现生态资源货币化增值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囊括了生态资源与生态过程的资本化，从而实现了资源池与污染池的统一资本化。与其他资本化不同，生态资本化的“生态”属性决定其具有供给阈值性、再生产的不确定性、价值评估的有限性等显著特征。具体地说，供给阈值性是指生态资源供给总量的有限性，且一旦超越阈值，供给能力就会发生退化甚至消失;再生产的不确定性是指生态产品生产与再生产周期长，并且易于受到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价值评估的有限性是指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无法准确量化人类的生态资源使用行为所带来的多维影响，且不同的生态产品与服务之间也难以进行通约。
（二）生态资本化的价值转化特性
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是生态资源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也是其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即生态资源的有用性转化为换取另一件商品的某种特定的力量的过程。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未明确生态资源本身是否具有交换价值，但承认自然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即“劳动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①因此，其生态资源价值拼图并不完整。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需要实现生态环境的资源化、产品化与货币化。只有生态资源成为生产要素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并得以在市场上顺利出售，生态资本化才能顺利完成。因此，需要批判继承效用价值论构建理论框架。效用价值论认为，生态资源的价值来源于其满足人需要的属性，资源是人类经济生产的物质基础，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两者具备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因而拥有价值。生态资源价值量取决于资源的实物量乘以价格，环境价值量则由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决定。综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理论为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正当性论证，而效用价值理论则为其提供了操作性框架。
（三）生态资本化的价值实现优势
相较于其他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生态资本化具有一些特定优势，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整体性价值转化，有效解决价值分裂问题。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强调以栖息地、景观或生态系统作为资本化的基本单位，这样就可使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基于整体性思维而非边际思维，也就是说，生态资本化是从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关键阈值角度进行评价、估值，然后再考虑该系统所能够产生的收益，从而有效解决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分裂与人们需求的差异性问题。①所谓“生态系统的价值分裂”，是指生态系统提供的多种服务之间的冲突性，比如河流的供水服务会与环境净化服务之间存在冲突;“需求差异性”则是指不同人群环境偏好的差异性，比如鄱阳湖的水鸟对于观鸟者和旅游者具有使用价值，但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则可能仅有存在价值。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可以通过整体性的价值转化实现不同生态资源价值之间的同一性。同时，生态资本化的规模效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认知有限性。由于认知的局限性，当前自然资本投资有着明显的选择性偏见，如人们通常只会对那些喜欢或熟悉的物种进行投资，却对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功能但难以观察到的物种视而不见。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是以栖息地、生态景观为基本单元的整体性生态资本化，可以在保护显著物种的同时也间接保护维护生态系统功能的“无名功臣”，从而在客观上形成整体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
二是降低折现率，有效解决环境治理困境。人们对于生态资源的消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资源的折现率。较低的折现率将促进长期性投资或保护，而较高的折现率则容易驱使人们消费当下。通过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生态资源不再仅仅具有生态产品带来的利润，还拥有了资本增值收益，实现了短期产品收益与长期资本利益的结合，有效降低了折现率，进而改变了人们进行环境损害行为的激励结构。
三是外部成本内部化，减轻环境监管压力。由于生态环境中各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要彻底弄清楚现实中污染后果与责任之间的联系并不容易。一种污染问题的出现总是会有多个污染源，同一种行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会造成不同的环境损害，而要量化确定经济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是难上加难。也正因为如此，任何理性之人都有着强烈的负外部行为冲动。但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可以把所有影响生态环境的经济活动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有效解决监管成本与信息成本的分散化和内部化问题，有效减轻生态环境的监管压力。
四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区域间生态环境禀赋差异显著，客观决定了各区域发展模式必然不同，这一要求在实施主体生态功能区划之后尤为明显。必须看到，我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与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叠，由此带来的悖论性情形是，这些地区要想实现自身发展就必须消耗当地的生态资源，但在主体功能区划要求下，东南部沿海地区又无法沿袭传统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发展潜能。虽然现行生态补偿机制具有一定的补偿功能，但普遍存在着补偿标准较低、补偿范围不足、受益区与补偿地区的不对等等问题，从而难以满足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可以促使我国生态富集但相对贫困的地区将生态资源高效转化为发展资本，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而为建成优势互补区域经济新格局提供支撑。
三、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整体架构
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也需要符合基本投资规律，即人们进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同时也要承担风险，收益并不是确定的。当然，由于生态资本的“生态”属性，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并在投资的主客体诉求、市场架构与增值领域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独特属性。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既要遵循基本的资本运行规律，也需具备一定的前置性条件，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一是恰当的生态资本分类。不同生态服务具有不同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成本，从而决定了生态资本化的难易程度与可行性，并使得相应的资本化要求与路径存在差异。因而，基于资本化规律选择恰当的资本分类，是推进实施生态资本化的必要前提。在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过程中，科学合理的生态资本分类需要符合公平性与可行性两个原则。公平性旨在解决生态资本化过程中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不公正问题，而可行性则致力于避免供给方陷入“财务陷阱”，保持供给能力的可持续性。依此而论，克鲁蒂拉（John V. Krutilla）与费舍尔（Anthony C. Fisher）所提出的二分法似乎较为合适，即把生态资本分为生存型的生态资本和舒适型的生态资本。①生存型的生态资本是指洁净的水、干净的空气、无害食品等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且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生态产品服务功能;舒适型的生态资本则是指自然保护区、优美的风景、舒适的休闲场所等具有俱乐部物品性质，能够为人们提供舒适性生态服务功能但并非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生态产品与服务。这种二分法既可以保证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态需求，也可以避免生态资本的滥用。依据二分法，生存型的生态资本由于具有较高的排他成本，显然应由政府供给较为恰当;而舒适型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则因其具有一定的“奢侈”属性，并非生活必需品，应当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支付一定的费用，并且排他性成本较低，比较适合于私人供给模式。
二是清晰与可处置的产权制度。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清晰的产权也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产权清晰化可以避免人们过度获取或使用自然资源，但不同的产权体制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并且在不同生态景观、制度背景和技术水平下，其优势与劣势可能会最大化或最小化呈现。也就是说，在特定具体情形下，某种财产权制度可能会运作得比其他制度更好些;但如果换一情形，该产权制度可能会显得捉襟见肘。因而，并不存在一种在所有情形下都优于其他产权制度的万能财产制度，②每种产权机制都有各自适用的生态资本化领域。
如上所述，在交易成本并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一种普适性的、效果最优的基于财产权的环境保护方法。环境保护成本是在给定的环境舒适度目标和自然生态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技术能力和制度组织管理水平的约束下，直接保护治理成本和组织协调成本的总和。这也就决定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物品因为自身经济属性与生态属性的差异，只能因地、因时制宜，依据相对的成本-收益有效性，通过不同产权体制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投资主体与客体
社会主体进行投资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因而生态投资者与其他投资主体一样，也需要符合三个基本特征：能够独立作出投资决策，承担投资风险和责任，享受应得的投资收益。但生态投资者的投资目标不只是为了经济收益，还是为了获取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故而，生态投资主体是指有资格进行生态资源交易以获取经济、生态与社会收益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过程中的投资主体分为政府、企业、个人（家庭）和非政府组织（NGO）等几种类型，不同的投资主体由于投资能力与目标的差异，其投资行为表现不尽相同，如下页表1所示。
1.政府
政府之所以成为生态投资主体，是由生态资本属性和政府职责共同决定的。首先，由于生态投资周期较长、利益相关者众多，仅仅依靠社会投资无法实现其可持续性，而政府进行生态资本投资可以维护生态资源的非减化，并为社会公众提供生态公共产品与服务。其次，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环境资源主要为国家所有制，而各级政府是代表人民行使生态环境产权的法定主体，具有天然的投资主体责任。因而，在所有投资主体中，各級政府占主导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一方面，政府在生态投资体系中不仅是重要的投资方，同时还需要在市场培育、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生态投资主体所追求的主要收益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生态与社会收益。同时，各级政府的生态投资类型多样，既包括退耕还林（草）、退耕还湖等补偿性投资，也包括生态环境工程等储蓄型投资。
2.企业
企业是生态投资体系中的重要投资方，其优势在于生态资源配置的效率性。通常情况下，企业进行生态投资的目标是为了获取经济利润，实现生态资本增值。企业的生态投资既可以是获益型投资，也可以是压力型投资。不同企业的生产需求要素与产品市场存在差异性，因而其生态资本需求在种类、属性与数量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别。经营与发展对生态环境具有较强依赖性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获益型生态投资偏好;但对于良好生态环境只是其生产经济活动的辅助性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的企业而言，则将生态系统服务视为理所应当且是免费的资源，因而具有较弱的生态资本投资偏好，其偏向于管制下的压力型生态投资。
3.个人（家庭）
个人作为生态资源的消费主体，也常常具有生态投资意愿。其投资主要体现为绿色消费行为的替代性投资，比如通过进行垃圾分类、使用节能产品、购买本地食物、选择绿色出行等方式进行获益型生态投资，也可以通过参加植树活动、为绿色基金捐款等方式进行建设型生态投资。
4.非政府组织（NGO）
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环境非政府组织及各种基金会，通常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资源非减性的目的，利用所筹集的资金进行储蓄型与建设型生态投资，因而也是较为活跃的生态投资主体。
生态资本的投资客体是生态资产资本化运作的对象，包括自然资源与环境权益，即资源型客体与服务型客体。所谓生态资源型资本，是指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中的土地、水、生物等可直接用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资源;生态服务型资则是指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质、美丽的景观等以生态服务流状态而存在的生态资本。与其他投资客体不同，由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资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一个系统整体，对其中任何一种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都会引起其他资源的反应，使得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某种改变，因而生态投资的各个具体客体之间有着较为复杂的耦合联系。
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投资客体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由于其建基于生态资源公有制，因而有着独特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客体并非是生态环境资源的所有权，而是对自然生态资源的非所有使用权，属于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其交易不是物的转移而是权利的让渡。而为了赋予投资客体可让渡性，必须首先厘清生态资源使用权的经济属性与权利范围。故而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是一种权利的资本化，或者说，生态资本化的客体包含了权利人拥有依法对特定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投资人并不直接占有和使用生态环境资源，而只是依法对特定生态环境资源的间接利用获取收益。当前，我国的资源池使用权较为全面，包括土地使用权、取水权和用水权、林地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探矿权和采矿权、养殖权和捕捞权等，而污染池方面则主要体现为排污权和碳排放权等。其次，因为生态环境资源多维使用价值依附于同一自然生态系统，因而需要在使用时限定使用的方式、范围与程度，故而生态资本化中的权利客体属于定限物权。这也就意味着生态环境资源与一般的物不同，其同时承载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为了确保某一价值不会缺失减损，在资本化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市场准入、用途管制、定量控制等方式进行限制与约束。
（三）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市场架构
概括地说，生态投资的具体领域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直接投资，即通过投资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或景观来获取生态环境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这种投资方式既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或出售生态服务（碳汇）等途径获取经济收入，也可通过未来出售生态环境资源获取资产增值回报;二是通过投资生态产品和基础设施来获取生态溢价，比如发展生态旅游、可持续农林业及水产养殖业、新能源产业;三是投资于生态信用市场，比如碳汇、水信用产品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在生态资源公有制大背景下，生态环境资产的权属交易市场成为生态资本市场架构中的基础市场，也是生态资本的一级市场。生态资产权属市场交易的是生态资产使用权，生态投资者可在生态权属市场中获取生态资产定限物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我国生态资本一级市场的出让方为生态资源的所有者，即各级政府，而投资者则包括企业和个人。生态资本存量市场是生态投资者购买生态资源的定限物权进行生态产品生产的市场，包括生态资源市场与生态环境市场，是生态资本交易的二级市场。这一市场中的资产出让方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已经取得生态资产用益物权的企业或个人，而投资者则是从事生态产品生产的企业或个人。因为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获益方式不同，其资本化路径与价值实现方式也具有差异性。生态资源市场的交易对象主要为有形的生态环境资源，交易内容大多有形且易于核算;生态环境市场的交易对象则主要为无形的生态调节服务，或者说是环境权益，即利用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资产提供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固碳释氧、空气净化等生态功能获取经济收益的方式。这类产品往往具有公益性，且大多是隐形的、不可见的。
如图1所示，生态资本市场与一般市场架构类似，除了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机构之外，还应包括参与生态资本运动过程的评估机构、认证机构、交易机构和仲裁机构等。
（四）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的增值过程
获取合理的投資收益是实现生态资本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在确保生态投资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前提下，才能使各个投资主体保持主动投资意愿。在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过程中，生态资本的增值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利用生态资本进行生产带来的经济利润，二是生态资本稀缺性提升带来的价值增值。生态投资范式与人造资本不同，具有使用与不使用都可导致资本增值的独特性。比如戴利（H. Daly）就曾指出，自然资本投资意味着“等待”或克制目前的消费。①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增值并不一定要通过人类的劳动来实现，还可以不通过劳动而自行增值，因而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就等于实现了自然生态本身的再生产，同时也就完成了自然资本的增值。
生态资本量的增加既可以通过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替和调整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主动行为将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转化为生态资本。前者的资本增量受到自然生态规律的制约，其增量通常为一个常量;而后者则与人类有意识投资行为的数量与科学性密切相关，因而资本增量体现为一个非常量。但是，这两种方式都属于“金山银山”转变为“绿水青山”范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在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进程中，资本增值也是客观必然规律之一，但其与欧美国家的资本化不同，“值”的范畴不应仅仅局限于货币化的经济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资本化的资本增值是人类综合福祉的增加，包含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等多个方面。
四、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运行机制特点
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运行机制既要自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同时也要坚持社会主义质性、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追求，因而有着显著特点。
（一）大尺度的资本化单位
生态资源多元价值的经济化是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的核心目标，而这就决定其必然是一个着眼于整体的价值评估。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进行资本投资决策时主要从单个物品可获得的经济效用角度进行思考，然而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这一做法在生态投资领域并不科学合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各种生态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与不确定联系，相应地，其生态服务功能也不能从单一角度进行分析，而只能进行系统性的价值评估。因而，生态资本化的基础单位也必须大尺度、规模化，从而实现较为完整的价值体现。依此，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的主体构成单位并不是某种生态服务，而应是在“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基础上，对全国层面、区域层面以及物种层面上的大面积栖息地或生态景观的资本化。只有以较完整物种栖息地或生态景观为基本单位的资本化，才有利于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规模效应;才可将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资本化过程融为一体，改变投资者的行为激励结构，避免产生支配性用途问题;也才符合我国生态生态文明建設“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找新的治理之道”的指导原则。
（二）基于生态韧性的总量控制
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的目标在于以资本化手段解决生态环境资源的低价与无价问题，然而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又会造成生态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或滥用问题。因而，确定可以资本化的资源池与污染池规模，是科学实施生态资本化的前提条件。近年来出现的“生态韧性”理念可以成为划定生态环境资源总量的有效工具。“生态韧性”一体化分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认为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冲击（压力）-承载-反馈的活动，并形成了相互依存、协调共生的耦合关系。生态韧性话语承认人类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资源的消耗不可避免，赞同不跨越生态阈值的经济活动。借助“生态韧性”概念，我们可以确定资本化的资源池与污染池的范围与规模，一方面确保从生态环境系统中汲取所需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另一方面也能够防止因人类活动使得生态系统跨越阈值，滑入一种不可逆或缓慢可逆的非良性状态。
通过生态韧性控制总量的关键在于确定阈值，而为了避免资本逻辑对于阈值确定的侵蚀，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需要坚持冗余性。距离阈值的远近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与可能性，经济动机必然会促使人们最大限度地接近阈值，但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非线性，人类经济活动跨越阈值属于非线性范畴，有着很高的不确定性，故而保持一定的冗余性是避免一个生态-经济系统滑入非良性状态的必要举措。当然，保持冗余性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果维持较远阈值距离的成本不是很高，但跌破临界值的损害巨大，那么采取较多的安全余量就相对容易;反之，距离阈值较远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 那么保持冗余性就较为困难。相对而言，我国的生态环境资源公有制更加容易保持冗余性。
（三）以价格为价值核算单位
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作为一种经济行为，离不开与人造资本价值之间的转换、通约与比较，因而采用与人造资本相同的核算工具成为客观需要。尽管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价格并不具有先天道德优势，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价格是当下在生态资本内部、生态资本与人造资本等不同价值之间进行通约与比较的最好手段。首先，作为一种分散化的机制，市场机制并不需要能够透视、预测所有情况的计划制定者来决定资源配置。人们通过价格信号即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告诉供需双方应该如何生产与销售。其次，生态资本需要体现人们的多元价值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生态资本的价值变成了人类“偏好的计算”，即被价值化的生态环境并不是环境或生态系统本身，而是人们对于环境发生变化的好恶和人们对于影响自己生活的变化的好恶。在多元偏好的境况下，就需要货币在人类不同偏好与价值之间进行通约和比较。
此外，形成有效价格的前提在于各种生态服务价值衡量尺度的标准化，也就是说生态资本估价前提在于形成统一的、标准化的且可通约的衡量单位。当前虽有能值分析法、物质量评价法和价值量评估法等几种衡量标准，但尚未得到统一认可。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需要以生态系统服务总值（GEP）核算为契机，通过国家的顶层设计，尽快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生态产品与服务价值量核算标准。
结 语
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资本化的目标在于更好地促进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它应当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目标，具体包括实现生态资源与服务功能的经济化和货币化，生态资源使用外部性的内部化，调节不同区域、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发展利益，实现生态资源的规模效益，等等。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生态资本化与欧美国家的环境资本运营存在显著不同。因而，如何在坚持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逐步构建起公平且可持续的生态资本市场与交易机制，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发展社会主义的生态资本化的重点议题。
责任编辑：王俊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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