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海
（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 通辽 02804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关于“两个结合”的深刻阐释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典范。“两个结合”的提法始于2021年“七一讲话”，成型于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关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整体性系统性阐释，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更加丰富充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打造了“北疆文化”品牌，使其成为助力内蒙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2023 年11 月15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在呼和浩特市调研北疆文化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从“北疆文化”的范畴、内涵及其历史贡献等方面作了不同阐释，认为北疆文化是内蒙古大地上各种优秀文化的系统集成，是在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包括草原文化、红色文化和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1］，具有突出的多元性特征。笔者认为，这里还包含了西辽河文明研究，西辽河文明研究可以丰富北疆文化的内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明确了“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2］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纵观全国，只有青海省、四川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是两大文明的发源地，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国发〔2023〕16号）中明确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将西辽河文明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3］。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和模范自治区，深入研究西辽河文明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进一步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的“西辽河元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和现实参考，进而丰富并完善北疆文化的内涵。
关于西辽河早期文明探索，几乎与中国百年考古同时开始，国内外学者以红山后遗址发现和“红山文化”为名开启了考古学探索阶段［4］。苏秉琦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的北方地区在我国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西辽河地区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最集中的反映［5］。郭大顺系统探究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发现历程，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资料，强调以玉器为代表的“礼”可以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项主要标准，考古资料证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6］。刘国祥对红山文化及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模式和特征进行了综合性研究，进而明确了西辽河流域的文明起源在整个中国文明起源总体进程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7］。王巍从探源工程的角度概述了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8］。学术界对于红山文化时代西辽河流域是否进入文明社会也有不同的看法。陈星灿明确指出，“尽管红山文化出土了大型的祭祀遗址，但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9］。安志敏认为以牛河梁为代表的遗址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但它们仍然处在氏族制度的原始社会，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10］。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西辽河区域早期文明（复杂）社会属性得到各界越来越多的认可。
对于西辽河文明研究，始于20 世纪90 年代。田广林一直关注西辽河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①；
赵永春多年来致力于西辽河地区发源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的认同研究②。还有些学者关注西辽河地区经济史［11］和民族交往史③等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特别是政治经济方面探究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史。近年来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西辽河文明”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单独主体来研究，提出深入开展西辽河文明研究，可以为学术界系统探究西辽河文明社会复杂化进程、社会组织结构、区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特征等提供必要的学术材料支撑④。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西辽河文明”尚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笔者认为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来解释。狭义的西辽河文明是指史前西辽河流域（包括上游的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向文明的过渡时期，这里是北疆古代文明的滥觞圣土，它使中华文明史向前提了近千年，人们似乎可以从这里寻找中华民族更老的“老家”。广义的西辽河文明地域上是指燕山以北、大兴安岭以南的广袤地区，包含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地区；
时间上从远古时代延伸至近现代解放战争；
内容涵盖了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可以说是整个辽河流域和大小凌河流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西辽河流域是各民族的共同家园，各民族共同开发、发展了西辽河文明。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和现代红色文化在这里共生并存，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了北疆文化的内涵。
西辽河文明植根于悠久的中华文脉中，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程中体现出了地区精神和时代特征。
（一）西辽河文化赓续源浚流长的文脉，秉承中华文明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2］。几乎从中国考古学创立之时起，国内外学者就以关注红山文化为肇始开启了早期西辽河文明的考古学探索。20世纪中后期以来，考古发现向世界大规模展示了数千年前诞生在西辽河流域的文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已经有了以种植粟黍为特色的旱作农业，此后被考古学界命名的赵宝沟、红山、哈民、小河沿等一系列史前文化被相继发现并备受瞩目，先民垦荒播种，沿着西辽河流域抛撒着文明之光［13］。到距今约4000—35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进入高级文明社会。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历代王朝，进一步强化了西辽河文明的连续性、传承性，特别是契丹、女真建立的辽、金政权开启了“中国认同”模式，使生活在西辽河流域的各族人民长期和平共处、相互融合，丰富了国家治理模式，巩固了国家边疆安全。
（二）西辽河文化发扬守正进取的精神，展现中华文明创新性
中华文明能够历经五千多年历史变迁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得益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从根源上是由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的。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12］。改革创新精神从古至今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使得中华民族勇于打破旧世界，开辟新时代，迎来新征程。
西辽河流域建立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率先开启了“中国认同”模式，这样就打破了此前以长城为界、“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把“中华”的地域扩展到长城以外。契丹人创立了辽朝，在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的同时，也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13］。辽朝又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继承后晋水德的木德自居，将辽王朝排列到后晋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以女真人为统治者建立的金朝也自我认同为“中国”，金章宗曾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一度下诏依据继承北宋火德的关系，“更定德运为土”，将金朝排列到北宋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⑤。
（三）西辽河文化见证多元一体的形成，突出中华文明统一性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12］，“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12］西辽河流域自古就处于民族走廊核心地带，是各民族共同的生活家园，一直繁衍生息着诸多民族，如汉、匈奴、东胡、鲜卑、契丹、奚、女真、蒙古、满等，集中体现和见证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乃至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各民族共同开发了西辽河，共同发展了西辽河文明，因此“西辽河文明”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明代中期，嫩科尔沁部蒙古人来到西辽河流域，从此有了科尔沁草原这一名称。在清王朝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满蒙联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清皇室与科尔沁蒙古部的联姻是满蒙联盟的重要内容。西辽河流域各民族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最终形成，清王朝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收官之作。西辽河流域的科尔沁部落全程参与了这一历史过程，并发挥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13］。
（四）西辽河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彰显中华文明包容性
西辽河文明作为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内涵，还承载着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任务，这种文化交融为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基础。西辽河文明是一个区域文化“单元”，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南北交通的“大驿站”，又是多种文化元素荟萃、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融炉”。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历史元素相结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单元——西辽河文明［13］。例如，南宝力皋遗址出土文物的类型学分析结果，充分展示了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多样性特点。
西辽河文明非常精辟地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对于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西辽河流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形成的，彼此密不可分，进而描绘出一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画卷［13］。通过弘扬西辽河文明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五）西辽河文化坚持交流互鉴的理念，体现中华文明和平性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理念。“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为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提供了充沛的文化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弘扬丝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西辽河流域历史上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错分布的地带，也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融地带，自古以来始终是中原和边疆交流对话、东西方文化开放互鉴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并在全方位开放互鉴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为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注入了西辽河动力。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史前已知最早的玉器制造中心之一，而玉器在古代中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之一。西辽河地区出土的玻璃器皿更是成为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如通辽吐尔基山和陈国公主辽墓中出土了非常珍贵而且极具研究价值的玻璃器多件，其造型特征带有浓厚的罗马-拜占庭帝国风格和伊斯兰风格⑥，这些玻璃器的发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西辽河流域与西方国家有着广泛的经济贸易关系，一方面也为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草原丝绸之路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西辽河文明不仅见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更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内蒙古民族大学所在的通辽市位于中华三大文明源头之一的西辽河文明核心区，对西辽河文明的研究与宣传起步较早且从未间断。通辽市人民政府、内蒙古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已经联合成立了西辽河文明专家工作站，启动了“西辽河文明研究”重大项目，在中华民族三交史料汇编·西辽河流域民族三交历史、文化产业发展、古代遗址普查和三维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关于推动“西辽河文明”研究与传播服务》的建议已被《要报·中办专供消息》（2021年941期）刊用。
通辽市也实施了系列文化工程，加大了西辽河文明的研究和宣传推广力度，拍摄了《流淌的文明——西辽河》《巡礼西辽河》等历史文献纪录片，举办了“西辽河文明论坛”系列讲座等学术交流活动，研究成果引起了相关媒体的关注，如新华社发布《西辽河考古“四大名著”令人刮目》［14］重点介绍了西辽河流域考古的重大意义，《光明日报》发布《“西辽河文明”研究和宣传推广意义重大》［15］等文章。
考古方面，在内蒙古东南部西辽河流域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通辽哈民遗址和南宝力皋吐遗址均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通辽市正力争将哈民和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纳入“考古中国”重大专项；
协同有关机构尽快出版哈民忙哈遗址和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报告；
把哈民忙哈遗址和南宝力皋吐遗址进行数字化改造，纳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进入中国遗产标本库和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移动化、交互式、全沉浸的时空框架，让人们可以更加形象、直观地感受和体验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为大力宣传“西辽河文明”，内蒙古自治区相关部门支持成立了西辽河文明研究院，并将其打造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治区级基地。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并把内蒙古农牧业交错地带和东三省交汇区（包括西辽河流域）称为“民族走廊”［16］。我们要深入挖掘西辽河文明的内涵，诠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通过历史的、民族的视角，全面阐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构建西辽河文明研究的理论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经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祖国北疆地区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需要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时代。“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全力办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自治区的两件大事，落实好五大任务，加强对西辽河文明的阐释，丰富北疆文化的内涵，充分发挥精神财富创造者的主体性作用，发扬主人翁精神，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创造性打造北疆文化这一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文化品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注 释］
①田广林：《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
田广林：《论史前中国东北地区的文明进程——以西辽河地区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田广林：《论史前东北西辽河地区古文化发展特征及其历史分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3—2004年度），辽宁师范大学，2003年。
②赵永春：《中国认同：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统一性”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3期；
赵永春、王观：《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赵永春、张喜丰：《契丹的“中国”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第1期。
③吴凤霞：《金代以前西辽河流域古代民族文明发展述略》，《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96年第2期；
刚什辉、贾淑荣：《元代西辽河流域民族融合问题初探》，《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2期。
④田明：《西辽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20日第5版；
张铁男、陈慧翠：《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中华文明视域下的西辽河文明》，《中华读书报》2024年1月24日第5版。
⑤赵永春：《金人自称“正统”的理论诉求及其影响》，《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赵永春、马溢澳：《金人自称“中国”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发展进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⑥孙泓：《西方文化在辽代的传播》，《辽金历史与考古》2009年增刊；
常岚：《通过陈国公主墓出土玻璃器看辽与中西亚的文化交流》，《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