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朝伟 陈壮
【專题序语】（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教授祝朝伟） 《易经》云：
“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是一个概念与内涵十分丰富的词汇，是世界上不同国家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风貌、科学技术等的总和，也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被传承、被传播、被交流、被认可的意识形态。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也就各异。不同文化的交流传播与互动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
本期专题精选了三篇文章，从不同方面探讨文化译介与传播的问题。
《他者、杂糅与翻译：后现代视域下英汉融合双关语翻译研究》针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及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他者”概念认知的变化，结合这种变化导致的两种类型“他者”的不同境遇与近年来出现的英汉融合双关语这一新型语言文化现象，探讨英汉融合双关语的特质及对后现代翻译研究带来的新思考。文中提出的英汉融合双关语的“他者性”与“创造性”特质，对人们重新思考翻译的定义、可译性和翻译伦理问题颇有启发意义。《数字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现象探析》对数字技术时代公共领域的公共话语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在分析公共话语呈现的虚假信息泛滥、过度商业化、观点两极化等异化现象的基础上，剖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基本对策，这对我们走出公共话语异化困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时代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的意义和路径》在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太极拳丰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新时代太极拳对外译介与传播的重大意义，并从译介传播主体、传播视角、术语翻译、译介策略、译介方式与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的路径，这对新时代太极拳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篇文章虽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但对于人们了解文化差异、深化文化交流互鉴意识大有裨益。
摘要：后现代思潮对异质性、互文性的强调在翻译研究中掀起了一场全方位的认知革命。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翻译观使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传统翻译互动中两种类型的“他者” ：传统二元等级结构中作为弱势群体的“他者”和在二元临界地带流浪的游离性“他者” 。长期以来，翻译学界对第一类“他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对处于二元临界地带流浪的游离性“他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作为游离性“他者”在文本层面的典型体现，英汉融合双关语这一新型杂糅文本逐渐兴起并已进入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却并未在学界得到应有的关注。该类文本不可通约的“他者性”和“创造性”特质有利于人们重新思考翻译的定义、可译性和翻译伦理问题，为后现代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互文性；
差异性；
后现代；
杂糅文本；
英汉融合双关语；
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
H 31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895X（2024）02 ? 0089 ? 10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40126037
The Other， Hybridity and Translation：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Chinese Hybrid Puns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ZHU Chaowei1，CHEN Zhuang2，3
（1.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2. Dept.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Bar Ilan University， Ramat Gan 5290002， Israel; 3.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The emphasis on difference， diversity and intertextuality in postmodern criticism has given riseto an all-round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circl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result， ever-increasing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wo types of “others” by scholars from a deconstructionist， post-colonialist and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dominated other in the traditional binary-opposition structure and the migrantother in the periphery of binary opposition. The former has arrested due attention in academia whereas thelatter， has largely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The emergence of English/Chinese hybrid puns， a newtype of hybrid tex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ntext， however， has forced us toshow concern to the migrant other. The irreducible otherness and creativity in such a type of text can helpus to rethink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translatability，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Keywords：intertextuality；
difference；
postmodern；
hybrid text；
English/Chinese hybrid puns；
translation studies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政治、经济、文学、美学、艺术、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国内有关后现代思潮与翻译研究的文章并不少见，其研究路数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旨在介绍后现代视域下某类翻译理论及其对中国译学的启示[1-5]；
另一类旨在运用某种后现代翻译理论探讨特定的翻译现象、翻译问题或翻译个案[6-9]。不管是哪一种，均缺乏对后现代背景下翻译研究之“他者”及其类型的足够关注，更遑论后现代哲学视域下翻译“他者”内在逻辑与演化路径、典型文本与特征及其翻译等方面的探讨。本文在廓清后现代互文性与差异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在后现代语境下得以凸显的两类“他者” ，并重点探讨第二类“他者”及其典型文本英汉融合双关语，以及这类杂糅文本的翻译为人们重新思考翻译的定义、可译性及翻译伦理问题带来的新视角。
一、互文性与权力差异性：两类“他者”的显身
（一）作为后现代特征的互文性与权力差异性尽管雅各布逊（R. Jakobson）对翻译有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及符际翻译之三种划分，但中西方持续数千年的翻译实践及与之相伴的相关论述，却大多针对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即语际翻译。一般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活动（《辞海》），因此，人们所谈论的翻译（除非另有说明）均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即原语与译入语为两种彼此相异的语言，其根植的两种文化亦大相径庭。随着翻译活动的深入开展，不同国家、民族、部落及区域之间的交往得以进行，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流通也得以深入。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是此类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典范：佛经翻译将大量佛教概念引入中国文化，部分音译词已超越宗教话语领域，进入世俗世界，并渗入中国文化习俗，保存至今[10]。中西历史上的语言与文化交融并未对传统的翻译观念产生挑战，翻译至今仍被视为两种相异语言（及其文化）之间的转换。即使到了以语言学范式为代表的“翻译科学”时期和“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时代，这一认识并未改变，翻译仍然是一种跨越异质语言 （文化）的工具与桥梁。
随着 20世纪末后现代思潮在整个人文学科的蔓延，以“破碎性” “不确定性” “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冲击着人们的视野[11]，翻译研究也出现新的历史转折，一些先验性的翻译预设在合法性上受到质疑与挑战，其中的两大源头就是以德里达（J.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和以霍米·巴巴（H. Bhabha）为代表的后殖民翻译观。
对于笃信意义稳定存在、具有本质主义情结的翻译理论家们而言，德里达的“异延”观是革命性的，其“符号自指、任何文本都处在空间延展与时间流变”的思想使文本的书写与其根植的文化走向无限的互文与文本的相互指涉。铁木志克（M.Tymoczko）在阐释翻译的转喻机制时说到的神话悖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如果读者阅读到某一神话并想要辨认出该神话的具体版本，明晰该版本具有的历史作用，那么他必须事先知道这一作为参照源的神话故事，否则他无法识别这一神话的具体版本，但矛盾的是，这一神话故事却从未脱离于各式各样的具体版本而独立存在过。这些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版本形成庞大的互文系统，交织在所属文学及文化体系由不同文学文本、不同文化习俗编织的无始无终、无边无涯的互文性网络之中[12]。从理论上说，这一神话也许存在某种模糊的原型，但要寻找一个清晰可辨、确定无疑的源头，其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它镶嵌于整个互文链之中，并非以所指的姿态外在于互文链而独立存在。换言之，意义从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根本不存在终极的、超验式的意义等待译者去发现并予以再现，因为“异延”先于意义而存在，是意义存在的前提和状态[13]。
如果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充分揭示了意义因为互文而导致的不确定性，那么在霍米·巴巴等人的后殖民翻译观的审视下，本质主义翻译学者所持的意义同一性和统一性幻觉则被消解得支离破碎。后殖民学者凭借其独特的批评视角，揭示出遭到翻译研究忽视的三个问题。首先，不同的语言及其文化并非处在一个权力平等的等式上。在翻译语境中，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转换并非是以中立和客观为特征的机械的符码转换，而是二者及二者所代表的文化权力的角力。权力差异决定了两种语言及其文化在翻译互动中的操作机制大相径庭。其次，目标语文本的影响力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运行的，其对原语与原语文化同样具有形塑力。第三，在以权力差异为核心的语言、文化及民族的不平等交往中，不存在所谓同质的文本，原語文本在构成之初已不是单一的文本，而是以异质为特征的差异性文本。德里达的“异延”概念告诉我们，同质性的原语文本已经处在所属诗学系统的无限互文之中。而后，殖民翻译观则进一步表明，原语文本其本质是异质性的，其诞生之初就已经镶嵌在两种甚至多种诗学系统所交织的、庞大的互文网络之中。
（二）后现代语境中两类“他者”的显身
解构主义翻译观使意义的互文性得以凸显，后殖民翻译观则揭示出不同语言及文化之间以权力为核心的差异性。这两种特性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融，二者同时聚焦后现代思潮所关注的“他者” ，使翻译研究中长期遭到忽略的两类“他者”跃上前台。
首先跃上前台的是传统二元对立翻译框架下的 “他者” ，即权力差异话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非英语文本及文化。这类“他者”的显身要归功于韦努蒂（L. Venuti） 。他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坦言，该书的最终目的是要迫使译者和读者反思翻译中存在的种族中心暴力，进而承认非英语文本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14]。他指出：在不同语言与文化的交流中，英语是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霸权语言；
相比而言，其他语言与文化则“处于弱势地位” ，是一个“他者” 。韦努蒂关注的另一个“他者”则是长期处于隐身状态的译者。他指出，作者可以通过写作自由无阻、清晰明确地再现自己内心的思想情感，这是英美文化中通行的作者观，但这一观念从两个方面导致了译者的隐身。首先，既然原语文本是作者无障碍地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结果，那么翻译就只能是一种“二级再现” （second-order representa-tion） 。其次，为了隐藏这一“二等身份” ，译者必须让自己的译文达到透明的效果，以产生原作者在场的幻象，使译文被当作原文，被视为原作者对自身意图无阻碍的再现[14]。如此一来，译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湮灭在流畅的文字和作者的身影背后了。因此，韦努蒂呼吁关注“他者” ，倡导以抵制的策略保留原语文本的异质性，使译者能够从作者的阴影中走出来，获得自身独立的身份。
韦努蒂的权力差异观及其提出的“他者”概念在殖民语境中愈加明显，尼南贾纳（T. Niranjiana）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尼南贾纳指出：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法律和文学文本进行英译，其目的是要将宗主国英国对印度人的形象与身份定位植入印度人对自身形象与身份的认知系统之中；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坍塌之后，这种定位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印度人自身的认知系统中[15]。可见，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翻译互动中，语言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是权力在文化和认识层面的角斗场。为了摆脱英国殖民者遗留在印度国民认识观中的殖民精神枷锁，尼南贾纳呼吁用韦努蒂所提倡的异化翻译策略来重新翻译。不管是韦努蒂所强调的译者的显身、 “他者”文本的差异性，还是尼南贾纳对被殖民者的关注，他们呈现出来的都是翻译在权力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互动，进而对该互动中处于弱势的“他者”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对作者与译者、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互动分析中，贯穿这一分析的均是主导与被主导、支配与被支配的文化权力关系。在这一分析中，前者与后者仍然处于两个相对独立的诗学、文化与民族体系，所凸显的只是前者对后者的单向度影响，两个主体之间双向流动的互文性或融合性并没有显现出来。在后续的后殖民批评中，相关学者把互文性与权力关系相互结合，形成了后殖民理论的另一个独特视角，也对这一不足形成了弥补。也正是因为这种结合，第二类“他者”才得以显身并得到学界的关注。这就是处于“第三空间” 、在二元边界两边无限流放而产生的语言与文化的杂糅性（metisses/hy-bridity） 。戴维斯（C. B. Davies）将其称之为“移民主体性”（migratory subjectivities）[15]，生活在
这种杂糅空间的人被称为“语言与文化的杂糅者” 。在后殖民的特定语境中，这些杂糅者面临本民族语言与宗主国强势语言两种语言，体验着矛盾、交杂、断裂与困惑。德·库蒂夫龙（I. de Courtivron）编撰的《翻译中的人生：双语作家的认同与创造》一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体验。该书的撰稿者均为语言与文化的杂糅者。书的前言指出，他们生活在两种语言空间，学校保留了宗主国遗留下来的教育体制，学校的书籍为他们打开了一个令人着迷的世界，这个世界因为陌生而让他们无所适从，侵占其民族的宗主国语言加速了他们“童年天堂”的消失，使他们对之持一种矛盾的态度。这种矛盾与困惑甚至进入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因为他们的父辈并未经历如此巨大的语言（文化）裂变，导致他们与自己的父辈产生了语言与文化的疏离。其结果，他们最终选择自我沉默[16]。除此之外，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之中，这些杂糅者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因为与自己的民族语言相比，强势语言为他们打开了不同的世界，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这种被作家德赛 （A. Desai）视为“精神分裂”的矛盾体验[17]，在阿尔及利亚作家德耶巴（A. Djebar）的文章中得到了呼应与认同：“这样的困惑，我曾深刻地体验过。
”[18]
总体而言，解构主义的互文性与后殖民批评的权力差异性相结合，使两种类型的“他者”得以显身。第一种是在权力二元结构中被压制，处于弱势的一方，包括译者、弱势文化与被殖民者等；
第二种则是流浪于这些二元结构中间地带的语言与文化的杂糅者。后殖民翻译理论家们想要做的，不仅是揭露宗主国如何通过语言与翻译侵略被殖民者，他们更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翻译用作解殖民的锋利武器[15]。这就要求我们，除了要将“他者”意识植入我们的认知框架以外，还要持续关注这两类“他者”显身的状况以及显身之后他们为翻译研究提供的新的思考。
二、聚光灯与流放者：两类“他者”的不同境遇
拥抱差异和彰显差异是后现代批评高高飘扬的旗帜。尽管上述的两类“他者”都打出了“差异性”的旗号，但二者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境遇却并不相同：一种是聚光灯下广受关注的“他者” ，另一种则是受人冷待的流放者。
（一）聚光灯下的“他者”
后现代批评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强调多元化与异质性，而要实现多元化，彰显异质性，其根本条件或内在属性就是平等性的获得。无论是为弱势文化与隐身的译者争取显身之合法权力的韦努蒂，还是倡导解殖民运动、力图重塑前殖民地民族身份的诸多后殖民学者，其根本诉求都是在作者与译者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力。在传统的二元等级结构中，多元化的实现过程其实就是该结构中主从双方实现平等化的过程，而非让受压迫一方取代压迫方，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在被巴斯奈特（S. Bassnett）与特里维迪 （H. Trevidy）视为“耻辱的翻译史”中，弱势文化的原语文本被译入強势语言时，归化策略将其所包含的独特文化特征阉割殆尽，导致多元变为一元，异质性变为同质性。后殖民翻译理论家们在尊重“他者”思维理念的指导下，开始呼吁保存“他者”的异质性，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者”特征，进而实现多元化和异质化。从结果上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将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转换为平等相处的关系，使强势文化不再将自己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视为“差距”关系，而是“差异”关系。可喜的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中，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已经悄然发生。
以两性平等为最终诉求的女性主义批评一旦与翻译研究相遇，前者的诸多主张让翻译研究学者颇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感觉。后现代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学者西蒙（S. Simon）指出，翻译与女性具有诸多的不解之缘。首先， “女人”与“译者”的境遇相似，二者都处于从属与派生的地位。其次，原作与译作经常被赋予性别色彩，即原文是男性的、阳刚的，而译文则是女性的、阴柔的。翻译领域“不忠的美人” （la belle infidèle）这一具有强烈性别意识的隐喻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认知[19]。斯坦纳（G.Steiner）“阐释运动”的第二个环节“侵入（ag-gression and penetration） ”所具有的强烈的男性色彩，则更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所痛斥[20]。在论述性别与翻译的关系时，弗洛图（L. Flotow）也指出，我们的性别身份是由社会与文化所构建的，社会文化对不同性别的群体赋予不同的行为期望，女性群体往往处于次要的地位[21] 。在传统的翻译观中，翻译往往被视为典型的女性活动，被动性、重复性、再生产性是其典型特征，即翻译是机械的繁殖，而非创造性的生产活动[21]。女性与翻译均被边缘化、他者化。而弗洛图本人的一段论述则典型地体现了二者同病相怜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翻译设喻，用以描述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时的所作所为：她们将自己具体而私密、具有性别排他性的女性话语‘翻译为占主导地位的父权话语。
”[22]
有鉴于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提倡在翻译中使用具有强烈女性色彩的标记性语言，来彰显女性译者的身份，改变其在父权语言中失语的状态。西蒙甚至用“女译者” （translatress）这一概念来挑战“ （男）译者” （translator）所代表的男性霸权[19]。不难发现，在男与女、原作与译作、创作与翻译、忠实与美丽这一系列围绕修辞与性别而交织的二元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所极力批判的伦理关系：前者对后者具有支配权，后者对前者负有“忠诚”的债务。如果说这种债务是父权社会在历史发展中构建起来的修辞与性别双重伦理规范，那么在当前父权社会仍未完全终结的情况下，女性主义的声音对父权社会男性成员的语言 （修辞）伦理认识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美籍智利裔男性作家多夫曼（A. Dorfman）在名为《流浪的语言重婚者》的文章中分析了男性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转变。多夫曼是英语与西班牙语的双语使用者，但他总是感觉自己处于流放和压抑之中，对这两种语言怀揣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忠诚，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了重婚罪的丈夫，试图逃离两种语言的分裂[23]。女权主义者或许会对此予以口诛笔伐，因为多夫曼表现出强烈的男性中心色彩，其“重婚”的比喻将语言与女性并置，使语言女性化、女性语言化。但如果我们从伦理负债的角度予以考察，就会发现，多夫曼的比喻与传统比喻在认识方式与态度上是截然相反的。在传统翻译与语言的伦理修辞中，译作负债于原作、译者负债于作者、 “美丽”的译文与对原文的“忠实”之伦理规范相冲突。但在多夫曼的比喻中，他作为两种语言的“丈夫”，总是竭尽全力向两种语言及其文化保持忠诚[23]，即男性对女性负债，此处负债伦理的向度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在传统的父权话语体系中，女性作为“他者”总是被边缘化，必须借助父权话语才能进入公共领域。正是在这种身份不被认可、总是负债于男性的伦理话语体系中，她们迫切地想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在整个人文学科不断蔓延，夹杂其中的也有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这些声音都是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单向发出的，我们可以视为女性的“独角戏”或“独幕剧” 。但“语言重婚者”的比喻则是从男性的视角发出的，从伦理负债向度上体现出主动的转变。如果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彰显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异质性，而不是建立新的等级结构并用女性中心取代男性中心，那么男性在语言与性别伦理认识观上的这一转变或许比那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观更加有益。
女性作为性别与修辞伦理中的“他者”显身之后，已经引起了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观念转变。如果女性“他者”作为一个例子、一个隐喻可以说明，传统二元结构语境下人们追求多元化、异质性的理念正在逐渐实现，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一类先隐身进而显身的“他者” ，即前文提及的二元结构中被压迫的一方，已经在我们的认识观念上得到了理解与关注，或者更保守的说，至少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如此。具体而言，在当代后现代的翻译语境中，对生活在原作者阴影中的译者之关注引发并形成了当代译者主体性研究，摒弃原作中心、关注译作及其影响滋生了当代描述性翻译研究。同时，对被传统文学史遗弃的翻译文学之关注推动了译介学的快速发展。可见，对于第一类“他者” ，虽然其关注群体还没有遍及整个社会，但得到了特定领域一定数量学者的关注，并在这种关注中不断向前发展。
（二）作为流放者的“他者”
與第一类“他者”相比，第二类“他者” ，即作为流放者的“他者” ，在学界的际遇就不是那么幸运了。虽然同处一个后现代语境中，后殖民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也对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就力度而言显然不如第一类“他者”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些处于“第三空间”的语言与文化的杂糅者，这些游离于二元边界的流浪者，才是后现代思潮备受推崇的对象，是后现代异质性、多元化的最佳代言人。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群体，对该群体生产的文本采取故意边缘化的态度，那么，这将是后现代思潮破产的前兆，也是对后现代思潮最大的讽刺。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语言与文化的杂糅者呢？我们可以从弗洛图对性别与翻译研究的分析中获得一些启示。弗洛图指出，性别与翻译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也可说是两大范式：第一个范式建立在传统的男/女二元等级结构基础之上，其表现是女性主义者在翻译中极力彰显女性身份；
第二个范式则从 “性别游离性” （gender instability）视角出发，质疑传统性别两分的观念[21]。这种游离性主体与后殖民理论家所关注的“流浪主体” 、文化与语言的杂糅有很大相似性：他们均不属于二元结构中的任何一级，也不愿意将自己进行非此即彼的定位，而是在无家可归的旅途中漂泊游荡。这种状态在白先勇为自己酷儿题材的小说《孽子》扉页所题的致辞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写给那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24] 与此类似，阿尔及利亚女作家德耶巴在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法语文化身份之间游离不定、无所归依。在文章 《用他者的语言写作》的末尾，德耶巴就自己的身份进行了自问自答：
“我是谁？ ”她推翻了自己在文章开头时的身份界定??“一个用法语写作的女性小说家” ，重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根植于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的女人” [18]。德耶巴并非抛弃了自己法语文化和法语女作家的身份，而是因为在伊斯兰文化中，女性拥有两重身份，一个是“旅客” （passenger）的身份，另一个则是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空间中游离不定的穿梭者（one who passesthrough） 。在她看来，新的定位更能体现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因为她是一个漂泊者（migrant）[18]。
对于这第二类“他者” ，我们除了明确其在翻译界所受的关注度较低以外，还有一些颇具紧迫性的问题需要回答：
（1）除了后现代思潮对异质性的追求这一动因以外，我们为何要关注这种“身份与性别的不稳定性” ？ （2）在翻译实践中，除了小说类文本中小说角色为隐藏或彰显自己性别取向而诉诸的语言标记必须予以处理以外，关注这种不稳定性还有何其他的实在意义？ （3）除了以比喻的形式彰显其游离性、中间性和不稳定性以外，有没有一种具体的文字，其表达形式直接地呈现了这一性质？如果有，我们现行的翻译伦理该如何回应？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扼要地总结一下第一类“他者”的显身在翻译伦理中所带来的变革，那就是以之为中心的讨论在学界直接导致了对异化策略的推崇。通过异化策略， “保存‘他者的文化差异既可丰富目的语文化，又可成为对话的前提”[25]。显然，在翻译语境中，传统二元结构里的 “他者”得到了意识上的平等身份。而上述第二类 “他者”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只要看一看在中国语言与文化语境中新出现的语言现象??英汉融合双关语，答案或许就会直接呈现。
三、英汉融合双关语的翻译及启示
（一）作为杂糅文本的英汉融合双关语我们处在一个网络高度发达、信息传播异常迅速的年代。人们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进行各种前所未有的交流互动，这种互动在速度、广度及媒介形式上都不断冲击着人类的想象力。此外，这种互动还是跨疆界的互动，它并不局限于单一的语言与文化疆界。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一个权威遭到消解、经典常被调侃的年代，愿意暂时地把语言民族主义、语言纯净主义放在一边，那么我们就会留意到，一种新的、极具创造力的杂糅文本正在当下的中国语言与文化语境中悄然形成，即英汉融合双关语。这种融合或杂糅不是机械地在中文文本中嵌入意义恰当的一两个英语单词，或者一两个英语句子，也不是把英语的句式结构植入中文书写的遣词造句中。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官方、正统、经典的文学文本转向包罗万象的文化与生活文本，就会发现，一种英汉高度融合的双关语文本已然诞生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流通，它们具有的创造性和审美性非单一语言创造的双关语所能取代。
美国玛氏公司（Mars Inc.）的广告语“FUN享 M豆 欢聚更尽兴”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广告专为中国区而做，旨在销售玛氏的一款桶装型朱古力豆（M & Ms） 。需要指出的是，这款桶装型巧克力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的巧克力豆均采用独立小袋分开包装，以便购买者与朋友分享。因此，设计者在外部大包装桶下方专门标出“分享装”字样。如此一来，该广告充分利用英汉融合双关语的特点，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审美奇效。具体而言， “FUN”谐音中文“分” ， “FUN享”即“分享” ，与商品的包装主题应合。同时， “FUN”本身具有 “欢乐、乐趣”的意思，这与广告后半句的“尽兴”前后呼应。M豆即里面一颗颗的巧克力豆。前半句既可以理解成简单的“分享 M豆” ，也可以理解为“分享 M豆能够带来快乐” ，进而出现后半句 “更尽兴”的效果。在汉语或英语单一语言/文化中， “分享” （share）本身或许具有“快乐”的意义，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该行为可以产生快乐和友谊。但这只是联想意义，是由此及彼的迁移性效果，即它们在出场时间上存在先后顺序， “此”与“彼”并非同时在场，融为一体。但在“FUN享”这一英汉融合双关语中， “分享”与“快乐”同时在场， “此”即是“彼” ， “彼”即是“此” ，这是“分享”或“share”在各自单一语言与文化语境中无法取得的共时效果。此外，该广告词在声音上也具有双语融合的“双关性” 。就读音而言，字母“M”在发音中包含两个音素 [e]和 [m]，使该广告词前后两个半句在音节数量上也很对仗，同时在意义上又与朱古力豆（M & Ms）相关联。王东风在《翻译与权力》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话语的多价性和多元性是引发翻译学者们深思和反思的源泉和乐趣，而解构主义的文风就是追求语言的多义解读。
”[26]如果说我们曾经理解的双重书写、意义多价性是单一语言与文化语境中的多价性，那么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双语语言与文化语境中的多价性，即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间游离的文本模式。
该广告词并非英汉融合双关语的孤例。2021年 2月左右，即鼠年跨入牛年之际，很多手机用户都收到过这样一条问候短信：“Happy 牛 Year”。显然， “牛”谐音“New” 。这句问候语同时表示 “新年快乐”和“牛年快乐” 。中国的生肖文化（牛年）与英语的新年问候诗学传统（Happy New Year）相结合，创造了“New/牛”融合的跨语言双关语境，使这种创造性文本得以生成。2023年农历兔年的新年问候语“Happy New Year 兔 You”同样体现了这一融合创造性特色：
“兔 You”既谐音英文的“toyou” ，同时又利用“兔”与“to”的谐音，带出了农历的“兔”年。
除此以外，英汉融合双关语的踪迹在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新春灯谜会”的灯谜中也能找到。该节目其中一个灯谜的谜面是：
“蓝色的刀和蓝色的枪。
（打一成语） ”谜底为“刀枪不入” 。该谜面和谜底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从汉语单一语境是找不到答案的。“不入”谐音英语单词“blue”；
“blue”是蓝色，蓝色的刀与蓝色的枪自然可以简称“刀枪是蓝色的” ，即“刀枪 blue” ，进而指向谜底“刀枪不入” 。主持人随即又推出一个谜面：
“虎穴是什么颜色的？ ”谜底为“蓝色” ，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同样，“不入”谐音“blue”，所以 “虎穴”自然是蓝色的。我们尚且不讨论这样的谜面与谜底能否纳入中国灯谜的范畴，因为其合法性问题在其社会影响力面前是相当无力的。现场观众发出的笑声与我们通过网络观看亦能从中获得的乐趣已经说明，这种双语融合的双关语已经生效。它们通过实体广告、手机通讯以及网络媒体向大众传播，其流通速度与广度都是书籍等传统媒介所无法匹敌的。此类例证在生活中还有很多（见表 1） ，说明这种处于英汉两种语言与文化传统之间的杂糅文本已进入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
后殖民翻译理论家与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家都看到了在宗主国与殖民地、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游离的杂糅主体，但他们大多的精力都倾注于重新平衡這一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使双方从支配与被支配、中心与边缘的伦理关系转变为平等并置的伦理关系，导致这类杂糅文本在他们的讨论中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但在中国当下的语言文化语境下，对此类“他者”性文本探讨的意义反而会凸显出来，因为不难想象，随着中国语言文化与其他语言文化的进一步交流，类似现象会越来越常见。而且，在中国语言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此类文本，对反思现行翻译定义、翻译伦理以及可译性等问题具有更实际的效力，因为它已经跃出了比喻意义上的“中间性” ，即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中间身份” ，而将这种性质付诸于具体的、语言层面的文本实践。
（二）英汉融合双关语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英汉融合双关语至少从三方面挑战了传统翻译理念。这首先体现在对传统翻译定义的挑战。奈达 （E. A. Nida）曾说：
“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肯定也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
”[27] 这一论述预设的前提是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必须是不同的，分别构成原文与译文这两个在自身的语言系统内同质的文本。但正如我们所见， “FUN享 M豆 欢聚更尽兴”这样的文本在语言构成上本来就是异质的、双语融合的。同时，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在英汉两种语言根据其基本交流意义所产生的奇妙组合，更表现为它巧妙地利用了两两组合所带来的双关效果，即意义多价性效果。如果是这样，我们常见的定义??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否应该从语言构成这一基本出发点开始加以修正呢？
其次，我们又如何评价这种杂糅文本的可译性呢？可译性其实是一个与翻译定义紧密相连的问题。在原语与目标语应为两种相异语言这一大前提下，我们或许可以在内容与形式的取舍中达到一定的均衡。但如果用内容与形式的博弈来讨论英汉融合双关语这种杂糅文本的翻译，现有方法则有点捉襟见肘。因为其语言构成、意义内容、形式表达这三要素是融为一体的，其意义是三者互动生成而非事先存在的。如果“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种单一语言文化语境的双关使译者犯难的地方是 “晴/情”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不可兼得，那么 “FUN享”所带来的翻译问题就不止于此了。如果我们把“FUN享”视为原文，那么译者若要在英文翻译中实现对等的话，必须考虑三个问题。第一，原文在语言构成上是双语性的，那么我们在译为英文时，如何保留这种特质呢？是否该译为“乐Share”或“Share乐”这样的形式呢？第二， “FUN”和“享”本身是两个有独立意义的词， “FUN”表示乐趣， “享”表示“享受、享用” ，当“FUN”和“享”结合起来之后（注意其先后顺序还不能改变）才生成了“分享”的含义。但 “分享”在汉语中并不一定与“乐趣”相关联，在感情色彩上它可以是中立的，比如“分享资源” “分享经历” ，只是客观地表示共存。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文本中，它用本身就具有“乐趣”含义的“FUN”来取代“分” ，使得“分（FUN）享”天然地具备了“乐趣”的含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FUN（乐趣）生成了“分享” ，而“分（FUN）享”反过来又生成了“乐趣” ，这是符号自身嬉戏的结果。但如果译为英语（“乐 Share”/“Share乐”，或者 “it is 乐 to share”/“it is fun to 分享”？）之后，这一意义生成过程及其效果则完全消失了。第三，如果说前两个问题是因为原文本自身的异质性造成的，那么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当前汉语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使用人群中的普及度与英语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使用人群中的普及度是否相协调的问题。如果在比例上是相协调的，那么无需翻译，因为既然汉语读者能理解，英语受众同样也能理解。显然，就目前的形式而言，英汉双方还没有达到如此契合的双语使用程度。由此，这样的文本有没有翻译的可能性成为一个值得翻译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因为这种双关语的方向性太强了，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汉语为中心单向发射的。
最后，英汉融合双关语的出现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翻译的伦理问题。第一类“他者”主体的显身，使我们开始意识到尊重“他者” 、尊重原语文化的必要性。两种权力不平等的文化在翻译场域相接触时，我们呼吁强势文化与强势语言放弃自己的优越感，停止种种可能的种族中心暴力行为。很显然，在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结构中， “他者”就是弱势语言与弱势文化。可在英汉融合的双关语文本中，谁才是“他者”呢？是英语还是汉语？是中国语言文化传统还是英美语言文化传统？在英汉融合双关语中，两种不同的语言成分并不是机械生成的，也不是随意拼贴的，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异质语言成分之间是浑然天成、融二为一的，因此其内部根本没有“他者” 。另一方面，我们在前文已经揭示，这一现象中又并非没有“他者” 。从语言的构成而言，英汉融合双关语是一种杂糅文本，其存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不纯洁的、游离性的语言整体，因而其本身就是“他者” ，会被具有语言民族主义情节、追求语言纯洁性的使用者排挤与放逐。
虽然拥抱差异、彰显异质性是典型的后现代特征，但由于异质性的想象空间不仅仅局限于二元结构中不平等的两极，因此后现代思维还应将游移在两极之间、身份定位不明确的流浪者囊括其中，并加以平等对待。面对这样的异质性文本，我们现行的翻译伦理该如何调整呢？这一问题或许不是简单地保留“他者”特征、尽可能接近原文这样一句空泛的口号所能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或许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规范，能够平等合理地看待并处置此类杂糅文本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提供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却不能据此对这类游离于中间地带的“他者”性文本置之不理、漠然视之。
四、结语
语言是活的，生活在变化，语言也在变化。尽管语用学者在不断地关注现实中语言的使用，但这种关注却局限于单一的语言语境，并未考察英汉融合双关语这类游离于两种语言之间的特殊语言现象。在当今强调异质的后现代语境下，翻译研究学者已经率先敏锐地发现了这些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杂糅文本，此类文本有助于翻译研究者重新思考诸如翻译定义、可译性以及翻译伦理等基本问题，因而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予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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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朱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