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晓丽
(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30)
王宏印(1953—2019年)，笔名朱墨，陕西华阴人。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曾在西北电管局中心实验研究所从事科技翻译工作，1981年开始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2000年调入南开大学任教，同时担任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英语语言文学学位点博士生导师。其一生致力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典籍英译和相关理论研究，身兼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教育部高校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等职。
2015年，笔者因民歌“花儿”的翻译有幸与王宏印教授结缘；
2016年，王宏印教授在百忙之中为《花儿——丝绸之路上的民间歌谣》撰写序言“丝路花儿传新声”；
2017年笔者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访问进修，一边跟随王宏印教授学习，一边与“花儿”团队着手《丝路天籁——西北花儿》的英译。2019年初，该书初稿完成，王宏印教授在给予肯定的同时还提出了修改建议，遗憾的是再也没有等到他那独具一格的序言。2019年9月10日教师节的短信问候，成为与他最后的一次联系。逝者已矣，谨以此文致敬王宏印教授的译学之路和他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巨大贡献。
王宏印教授是汇通古今、学贯中西、横跨文史哲、由博返约的学者，也是才华横溢的创作诗人。他笔耕不缀40余载，著作等身：正式出版主要论著、译著与工具书54部，其中1989年出版的《英汉翻译综合教程》(教材)于1999、2002、2010年三次修订再版，2006年出版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于2010年修订再版；
创作发表诗集3部；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译著、专著、论文数量较多，笔者在正文中不再一一列表梳理，但为了探索研究王宏印教授译学之论点及动态方向，从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论文中，以王宏印教授为作者进行精确检索、以南开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为作者单位进行模糊检索、以2000年前后为时间截点进行精确检索，并手动过滤掉内容重复与会议论文集摘要的篇目、结合自动检索和人工检索两种方式，获得发表文献共74篇，从计量可视化角度对所选文献研究数据进行透析。
从表1与图1可以看到，2000年之前，检索统计的文献总数为15篇，而2000年之后为59篇。从总参考数、总被引数以及下载被引比例等数据中综合分析，发现王宏印教授的译学之路分水岭为2000年，这在其出版的专著、译著、教材以及诗歌创作中也得以显现。
表1 中国知网王宏印文献指标分析
从检索到的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计量分析可知，2000年前，王宏印教授更多关注文化心理学、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哲学的研究，范围广泛，涉猎中外诗歌、艺术作品等。这些主题在王宏印教授2000年之前出版的如《西方教育史》(1985)、《文化与自我：东方与西方的比较研究》(1989)、《白话解读公孙龙子：文本注释与思想重建》(1997)、《孕育：白蒂诗自选集》(1999)、《晁海画集》(1998)、《戴畅中国画集》(2000)以及《古诗文英译选析》(1998)、《广义心理学》(1999)等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换言之，潜心学习各个学科的知识并积累，为王宏印教授在今后的译学之路自由出入文史哲领域，汇通古今、融贯中西夯实了基础。
而2000年后(2001—2019年)，王宏印教授发表文献数量较多，在计量分析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中体现为：典籍翻译总次数16次，文化典籍8次，回译8次，诗歌翻译7次，译诗6次，诗歌翻译7次，翻译批评6次，翻译理论9次，多元一体5次，民族典籍4次，合作翻译4次，传播翻译4次，典籍整理4次，翻译现象4次，中国翻译4次。
综上，2000年以后，王宏印教授的研究更多关注中国典籍翻译以及民族典籍翻译。既有从宏观角度出发，高瞻远瞩对中国翻译史的追溯、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概论；
又有从微观入手，对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诠释、对作品的翻译与剖析。而这些都离不开王宏印教授早期对文学、文化、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以及文艺等方面知识的潜心研究与积累。
王宏印教授在中国翻译研究与理论建设上成果卓著，学术成就惠泽四方。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翻译理论，甚至是研究体系的构建，都见解独到且论述独具一格。
在翻译理论方面，既有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新译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
又有对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吸收和融合。在翻译批评原理与理论建设方面，他对翻译理论中的文化问题、研究与批评的划界以及文学翻译的文本、文体与互文性研究进行讨论、研究与论述。在典籍方面研究中，既有对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翻译与批评，如《道德经》第一章英译版本的对比略论、《红楼梦》及其翻译研究，又有对西方经典的翻译与评析，如《哈姆雷特》翻译研究等。在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方面，既有《蒙古秘史》《福乐智慧》《格萨尔》等少数民族史诗的翻译与评析研究，又有民间文学与西北民歌的翻译研究。在诗词翻译中，既有古典诗词《诗品》以及陶渊明等诗歌的英译评论，又有对近现代傅雷、查良铮等翻译家、诗人的研究，还有西方诗人的汉译研究，如庞德的《七湖诗章》的复杂汉译与杂合创作的手法研究等。
(一)王宏印教授的翻译研究方法与理论综述
王宏印教授的译论根源追溯自中国学术传统且得益于中西理论互释的学术思路。因西学的介入，他对于传统译论的经典诠释更系统、更细致、更理论化，把具有个体特色的翻译实践和朴素的翻译观升华为逻辑解释的科学。在翻译教学、文学翻译批评以及本体论、过程论、方法论、标准论等领域取得理论突破和研究成果，其学理和方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早期罗新璋、马祖毅、陈福康等先生的翻译理论史基础上，王宏印教授运用解释学方法系统梳理中国翻译理论，写成研究专著《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并于2003年出版。杨自俭教授评价该书“史论结合，以论为主。从外部把中国传统译论划分成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时期；
从内部即译学发展过程划分为肇始、古典、玄思、直觉四个阶段；
从传统议论中梳理出文派与质派、音译与意译、直译与重译、译意与译味、神似与形似、翻译标准、可译性、境界、译者以及语言十个问题。在此基础上逐一给出现代的诠释，从而转化为现代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标准与原则、主体性、可译性六个问题，同时还发现传统译论中所缺乏研究的五个问题：翻译过程、效果评价、文体对应、语义转换与翻译批评”[1]12。也正是由此，王宏印教授开启了传统译学理论研究之新篇章。随后，其又对该书进行不断地完善、修订和扩充，于2017年由大连海事出版社推出新版。修订后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特别是对佛经翻译十大范畴(味、境、化、隔、圆、妙、和、真、言、修)的提取和略说，已转换成为新的翻译理论概念，融入新的翻译理论体系，使传统译论获得新生”[2]。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王宏印教授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笔和译笔，提出在翻译操作过程中是译者的译笔(即译者的潜意识)在起作用，译笔将使语言和文化语境融通无碍。文笔是译笔的基础，即是创作与翻译活动的基础，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是临帖者的书写功底和挥运习惯，与原贴的笔法和书写习惯那样”[1]392。他认为，书画、音乐、写作都有其笔法，故翻译也有其笔法，没有笔法，翻译策略和转换就无从谈起，故提出了文学“翻译笔法”的概念，作为翻译运作机制的关键概念和进行翻译批评的理论依据之一。“通过翻译笔法概念，将翻译过程统一到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操作上来，既不是脱离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运作状态去奢谈翻译的过程如何如何，也不是只关注翻译的文本间性问题”[1]387。王宏印教授不断完善文学“翻译笔法”的理论范畴，强调翻译的本体性，是本体向现象的敞开再返回到实践的操作。“翻译笔法正确应用的良好感觉，有一边看原文，一边用译语直接写作一样的舒服感和成就感。”[1]392文学“翻译笔法”的提出，指导了译者如何运用译笔完成翻译实践操作，解决了主体间性和互文性问题。同时，王宏印教授提出了避免“跳脱、拼凑、套路、板滞、甜熟、繁琐、浑浊、背理、无体、寡味”文学“翻译笔法”十忌，才能使译作与原作一样具有文学价值。
在理论提出与论证时，国内翻译界学者由于受到一元论、二元论乃至三元论等概念的影响，在建构翻译理论时，过度重视哲学体系的建构、强调形而上而忽视形而下的技能，从而脱离了翻译的实际操作。至此，无论是中国传统译论还是新译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与西方译论互相融通。王宏印教授更加关注“国学”与“西学”之根本异同，从而寻求开辟中国译学的复兴之路。文学“翻译笔法”理论是建立在“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论之上，在这条路上，他努力探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策略、做法以及思路。例如把“五失本，三不易”作为了本体论问题去探索；
“文质”“神似”等问题，可以结合西方文艺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可以把国学中的训诂学与西方语言学、解释学相结合等。王宏印教授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学术信念”，正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26。
(二)王宏印教授的中华典籍翻译研究综述
“典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传世古籍历经劫难而卓然不灭，必定是文献典籍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足以自传。”[3]随着时代的发展，王宏印教授把民族典籍翻译与“文化自信”十分融洽、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指出：“中华民族需要文化自信，但不应自诩为东方主义名义下、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更不是某些西方霸权所预设的作为欧美文明对立面而崛起的经济军事强国，而是世界范围内大国崛起语境下的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是‘一带一路’发展目标下的人类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4]27“中华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着典籍翻译和传播，形成了三大历史阶段，相应性地形成了三重文化境界，这就是以汉族汉语和汉文化为基点的奠基时期，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文化为特点的扩张时期，以及以海外汉学为代表的晚近外传时期。”[4]19这段引文中的“汉族汉语和汉文化为基点的奠基时期”是从先秦诸子百家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在此阶段，有《道德经》《庄子》《论语》《孟子》等经典文本，“以及诸子百家、先秦典籍、儒释道的三教九流，经史子集等形态的典籍”[4]20。其中包括较为全面的清乾隆帝主持的耗时30年编成的《钦定四库全书》。因此，王宏印教授已明确提出了我们典籍翻译研究的对象，并且把该阶段的翻译归属做了相应地解释。
1.汇通古今，融贯中西——典籍翻译研究
王宏印教授关于典籍翻译研究的著作、教材、工具书共12部，代表性的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诗品〉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新译学论稿》《意象的萌发——新诗话语释读》《〈白马非马〉〈公孙龙子〉的智慧——逻辑学、语言学、哲学三维解》《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以及《世界文化典籍汉译》教材等。
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典籍翻译研究会涉猎很多学科，但都可以归结为古典学，换言之，我们所谓的古典学其实包含了几个相关的学科，或者说是一个学科群”[5]13。在此，王宏印教授首先对典籍翻译的归属做出了阐释与说明。他笔下的古典学学科群除了古典学本身，还包括文献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这其中既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例如，王宏印教授提到的《东归英雄传》既涉及到民族迁徙又涉猎民族融合等问题，故不能把典籍翻译仅仅看作是一个翻译工作。在其观点中，“国学”是一个学科群，其包括汉族典籍和少数民族典籍。“在典籍翻译与传播中，必须把国内的国学和国外汉学联系起来，甚至再创作，经过认识和评价，与世界文化之间进行联接，这样就会‘走出古典、走进现代，走向世界’。”[5]15
在典籍翻译研究中，王宏印教授提出，首先要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分类与版本进行相应地鉴定与整理，这能够为典籍翻译的选本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对古文应多采用校勘、注释或者疏解。他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理想的典籍注译体例应当是包含原文，注释，今译，英译，疏解在内的一个完整体系。”[6]129这样的体例在其《画语录》注释与石涛画论研究中得以完美体现。在对古文进行了英译后又对英译进行注释，如石涛《画语录》中“一画”的英译阐释就是对正文内容英译的补充说明，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翻译风格。在典籍翻译的策略上，主张对所选典籍文本翻译时，可进行篇章层次的调整，从而使译文主题连贯。整体上来讲，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基本上符合中国文化的内涵”[6]133。换言之，译文一定要处理好中国文化因素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在不失中国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让国外读者读得懂。在典籍翻译研究中，王宏印教授提出“与其在‘汉学’和‘国学’的概念内涵上发生争议，或者守着狭义‘汉学’‘国学’的名称不愿放弃，不如将‘中国学’概念改变并扩大到以汉族文化为基础和核心，同时包括所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全称概念里”[4]22。而这种对“中国学”概念的重新定义，为我们的典籍翻译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典籍翻译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谁来传播？如何传播？追溯历史可知，以海外汉学为代表的外传时期，始于19世纪初期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诗经》英译，19世纪末期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中诗英韵》的出版，20世纪英国学者韦利、弗莱彻以及美国学者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柳无忌、罗郁正、艾米·洛威尔和艾思柯等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与研究，对中国典籍在海外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海外汉学典籍研究中，王宏印教授提出了“异语写作”和“无本回译(无根回译)”的理论概念。2009年，首次提出“异语书写”；
2015年提出用“异语写作”更为合适；
2017年，在研究基础上，王宏印教授对“异语写作”做了详细的说明：“异语写作，就是用外语描写本族或本国文化，或者反过来，用本族语描写外国文化，实质上是写作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发生错位”[4]25。例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根据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王宏印教授还提出了“无本回译(无根回译)”理论，即“没有原文书本依据的回译(但文化是其回译和回归之根)，它在总体上呈现出文化回归、语言回归和风格回归的趋势，甚或使创作与翻译、归化与异化、不可译命题归于淡化或消解”[4]26。有学者从作者母语、文本内容以及作者母语兼文本内容的讨论视角出发，对王宏印教授的“异语写作”理论概念提出了质疑。然而，一个理论的提出，必须经过不断地修改与完善，不断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才可以立足、成形。笔者认为，结合王宏印教授的研究与观点，我们的典籍翻译研究应该是海外汉学与国内国学互相沟通、交互传播。
2.朱墨纷呈，共同繁荣——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史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历史。笔者认为，典籍翻译中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得以得到重视，离不开王宏印教授的努力。近年来，在他的引领下，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取得了颇多被学界认可、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中华民族典籍研究概论》(上下卷)。王宏印教授主张“采用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观点(cultural nationalism)’，即把汉族文化和其他兄弟民族文化放在一起研究，并强调其相对关系的一种文化立场”[5]8。认为中国民族典籍英译研究“既可视之为民族学的翻译研究范畴，也可归之为翻译学的典籍翻译分支，是典型跨越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7]。
在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中，王宏印教授提出了“古本复原”“有根回译”“再生母本”“原本唱诵”“有源回译”等理论以及“派生文本”和“拟民间文学”等概念。少数民族典籍有些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载，有些以汉语言记录，甚至许多还是口传原生态的，无语言文字记载，且少数民族典籍多来自于劳动人民的创作。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能把现代的、汉族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强加到过去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大众的创作中去。因此，王宏印教授尝试了一种集翻译、研究与创作“一条三结合”的道路，即通过已有民族典籍翻译版本进行“回译”，搜集最原始的典籍版本，结合这些典籍产生的年代与背景，再次进行创作、研究与翻译。这一过程就是“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如在《阿诗玛》翻译研究中，王宏印教授在云南收集了现有的《阿诗玛》全部资料，全文“回译”了戴乃迭翻译的《阿诗玛》英语版本。同样的方法，还体现在《鲁般鲁饶》的翻译研究上。
在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中，有一个边缘化的研究，即中国民间歌谣翻译与研究。王宏印教授的《中国古今民歌选译》《西北回响：汉英对照新旧陕北民歌》中凸显了他对中国民歌翻译与研究的观点。“最早的民歌起源于劳作、祭祀和其他集体活动，而且和歌舞等活动相伴随。”[8]2在民歌翻译与研究中，王宏印教授遵循自己的翻译原则，即“中诗西化、古诗现代化”，同时其特别关注汉语民歌的整体性，即民歌中的语境以及所涉猎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的处理；
关注民歌中“双关”的翻译处理。翻译中，“总体上不故做高深和以学术入诗，但在翻译整体上和细节上又能体现研究的结构。两者的结合，是一种模仿原则，即诗歌翻译模仿创作的原则，但以符合汉语和英语各自的特点为底线，不强行僭越东西诗学传统”[8]21。对于押韵的处理并不十分讲究，且对民歌的翻译都有一定的注解。对英译民歌，王宏印教授经常进行“回译”，再进行重新翻译调整，以期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一一对应，从而使民歌有了真正的传达效果。如：“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出入慎。”[8]21因为大部分民歌都没有题目，于是模仿《诗经》，以第一句诗歌为题。在这首“枯鱼过河泣”民歌中，通过注释说明“枯鱼”即为“晾在干滩上的鱼”，题目英译为“The Fish’s Lesson”，回译为“鱼之教训”，遵循了古诗现代化的译法，其实是一种意译，让读者看到题目即可明白整首民歌的主题。整首诗歌译为“The fish in the dry land，Too late to be regretful. He told the other fish，To be careful of going”。王宏印教授“回译”了这首民歌：“晾在干滩上的鱼，后悔已为之晚矣。它告诉其他的鱼，出入要小心翼翼”[8]28。在处理民歌翻译时，王宏印教授主张“有取有舍，有得有失，不做强行的转换，而追求在整体上有意义、可接受，一切以效果为转移，也就是强调民歌翻译的目的性，不为个别语句所束缚”[8]22。
民歌属于口头演唱，其翻译难度要大于诗歌。歌词的翻译要能配合原有的曲子，即要使译文能够符合曲子的要求进行歌唱。据此，王宏印教授对民歌的翻译提出了两种方法，其一为“译配词”，即“既然意译出来的句子一般无法满足配词和演唱的要求，只能参照原文歌词进行改编，让它符合演唱的要求，如果原来的歌词无法改编，或者改编之后不理想，就要按照歌词大意，另外编出一套可以演唱的歌词来”[9]。这种对民歌翻译的处理方式事实上不属于演唱版本，而是属于一种适合于阅读的文学性文本，即“文学译本”。而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在以原文演唱时，大屏幕译出该民歌的歌词大意即可。这种处理方法可以传唱，但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说，译文有所欠缺。这种翻译策略，为研究各地区民歌的翻译与对外传播指引了方向。
(三)王宏印教授的诗歌翻译综述
王宏印教授的诗歌翻译起初是英译汉翻译，如《孕育：白蒂诗自选集》运用了翻译与评析相结合的体例，在2004年出版的《英诗经典名译解析》中，有弗罗斯特、迪金森、哈代、叶芝、艾略特、庞德等著名作家的英诗汉译，继而是现代汉语诗歌的英译，包括毛泽东、陈毅、鲁迅、穆旦、于右任等的诗歌，再后来才是古典诗词翻译。
在古典诗词翻译中，王宏印教授特别注意译文保留古诗词趣味与诗人的感情表现，这凸显了他进行翻译实践的一大特点，即在翻译的英译诗歌之后，进行汉语的“回译”。例如《英译唐诗三百首》《〈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以及《〈诗品〉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究》等。在这些翻译活动中，王宏印教授有其独特的翻译风格，大多都采用了解释性的翻译，体例上打破了常规的体制，即不拘于古诗英译的格局，翻译风格更为自由。而综述上述三种诗歌翻译活动，王宏印教授认为英译汉与汉译英是有区别的，现代诗与古典诗也是有分别的，包括原理、概念以及语言的不同，这其中所运用的翻译方法与原则也是不同的。作为译者，对目标语与源语言及其背景都要有一定的认知与实践、全面的理解与掌握；
译者必须对现代诗与古典诗从整体上有概念上的理解与区别。译者必须对所译的每首诗歌的意境、背景以及每首诗歌的作者进行全面的了解与认知，有灵感的时候方可动笔，前期酝酿时间较长，而翻译操作时间较短，但后期修改、打磨时间较长。在翻译操作过程中，“要注意译叙事为基础，做好抒情的铺垫，或者以叙事为框架，做好抒情的支撑，还有以叙事为手段，起到为抒情推波助澜的作用的”[10]。这一原则在诗歌翻译中，既包括叙事诗，也适用于抒情诗歌的翻译。
总体上，王宏印教授诗歌翻译的过程是向着现代诗歌的方向，即古诗今译，向现代汉语的转化，在这样的翻译过程中，诗与词是可以融合的。无论用何种原则与策略翻译，每首诗歌都是诗人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语言风格的体现，译文都须尽现诗歌作者个人的风格。对于独特的诗歌标题翻译仅仅是在对读者的提醒和辨别，译者不必过于拘泥原作风格，去迎合与原文相对的统一感。这一过程，最终是向着诗学建设方向的升华。
在40多年的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中，王宏印教授运用解释学方法系统梳理了中国翻译理论，提出了“翻译笔法”的概念，指导译者完成翻译实践操作。他对“中国学”概念的重新定义，明确了典籍翻译的归属与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典籍翻译的研究，他提出了“异语书写”“无本回译(无根回译)”“古本复原”“有根回译”“再生母本”“原本唱诵”“有源回译”等理论以及“派生文本”和“拟民间文学”的理论概念。他的研究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剖析；
有对翻译史的追溯，对译作的剖析，更有对翻译理论的深入探索和研究，其作品与论述让读者欣赏到一个五彩斑斓的翻译世界。
王宏印教授一生勤学深悟，融贯中西，研究成果硕果累累，见解独特。既有对汉文化典籍的翻译实践与研究，又有对中华多民族的文化典籍的翻译研究与评论，尤其是少数民族典籍中多元文化的渐次融入、共生融合的现象，推动了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王宏印教授选“只研朱墨做春山”中“朱墨”一词作为自己的笔名，表达了他一心想在翻译研究上另出新意，另辟新境，匠心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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