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龙 梁帆 魏曙光
关键词：产业协同集聚；
数字经济；
产业链韧性；
空间杜宾模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提出了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力争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值此特殊局势，如何强化国内产业链稳定性，有效抵御外部干扰对产业链的冲击，已经成为国内焦点。我国产业链植根于世界最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最广阔的市场需求，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受逆全球化、疫情、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可见，在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性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推进，产业协同集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经济赋能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显现。因此，在协同发展与数字经济战略背景下，研究产业协同集聚与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对提升产业链韧性，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产业链韧性的内涵和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产业链韧性是一种复杂的适应性能力，具体表现为产业链部分环节出现问题时，产业链系统仍能对外部冲击和干扰做出及时调整、保持动态平衡，并迅速恢复正常运转［1］。提升产业链韧性就是保持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2］，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
是有效保障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
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是我国产业安全的根本保证［3］；
是地区主动适应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现实选择［4］；
是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
是应对断链风险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策略［5］。也有部分学者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路径进行了研究，精准把握产业链的关键薄弱环节，通过制度创新来激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多地区、跨学科的交叉融合，通过数字金融满足产业链主体维稳、创新的资金需求，为核心技术的突破夯实基础，解决“卡脖子”难题，是增强产业链韧性的关键［6］。同时，产业链韧性的提升离不开良好的政治制度，知识产权治理和链长制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产业链韧性的提升［7-8］。
部分学者关注到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与产业链发展之间的关系。产业协同集聚具体表现为不同产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空间集聚现象［9］。集聚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可以使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并使处于产业链同一价值层级的企业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合作效应，处于产业链不同层级的企业形成技术溢出［10］。此外，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和循环，产业协同集聚促使更高层次集群型产业链和创新链更有效地融合发展，提高产业链水平和运转效率［11］。同时，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特点的数字经济正在逐渐改变全球发展趋势，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各国积极争取的全新战略经济增长点［12］。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业态，可以通过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推动高素质劳动力集聚和助力金融发展、提升创新能力等方面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13］，进而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14］。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产业链演变趋势加速推进，进而引发产业链在全球重构［15］。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产业链韧性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研究还有待补充。提升产业链韧性是我国经济循环畅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已有学者注意到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是推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还未有学者关注到两者如何推动产业韧性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边际创新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大多数文献对产业链韧性的研究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本文立足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韧性的直接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丰富相关领域研究；
第二，部分关于产业链韧性的实证研究，都采用面板数据研究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因素，忽略了地区之间的网络联系、合作交流和一般均衡性，本文基于空间经济距离矩阵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和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存在的空间溢出作用，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第三，运用调节效应模型，引入数字经济作为调节变量，审视数字经济在产业链协同集聚与产业链韧性之间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加深对三者关系的理解。
1 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
基于现有文献和韧性理论［3］，将产业链韧性定义为产业链系统的安全稳定性，具体表现为产业链系统应对外来冲击和环境扰动时的抵御能力、恢复能力与开辟新发展路径的能力。
1.1 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链韧性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产业链上联系最密切的产业，具有一定的互补关系，是产业链发展的中坚力量［16］，因此，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了不同产业间的企业协同合作，有助于实现地区产业链整体环节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产业链缺失环节和薄弱环节进行弥补。其次，企业之间多点链接产生了集聚效应，从而产生一定的规模优势，促进全产业链布局的形成，降低全产业链成本，加速企业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提升产业链系统应对外来冲击的抵御能力。由于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和抗风险能力不同，协同集聚的发展形式可以减弱因单一产业受到冲击对整个产业链造成的连锁性破坏，未受到冲击的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收因产业冲击而失业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在产业间进行有效转移，降低失业率，成为产业发展的“人才蓄水池”，增强产业链系统受到外来冲击时的恢复能力。产业协同集聚可以弥合产业之间存在的知识鸿沟，不同的产业可以接受跨越组织和边界的创新资源，并对其进行深度转化与整合；
弥补了区域性产业知识逆差的同时促进了区域的可持续创新，形成以知识的动态整合促进产业创新的长效机制，深度融合产业链与创新链，提升产业链应对外来干扰时开辟新发展路径的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1：产业协同集聚助力产业链韧性提升。
1.2 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韧性
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减少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对产业链的冲击，及时强链、补链，增强产业链韧性与竞争力。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持续创新，有助于提高信息交流的价值和效率，加强产业链内部关联程度，提升不同产业间资源的匹配程度，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因此，当外部环境较稳定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链的持续发展。当外部环境动荡时，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可以确保产业间信息交流的及时性，避免因信息不畅对产业链造成连锁性破坏，提升产业链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时的抵御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业应运而生，在受到外来冲击和环境干扰时，数字产业由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国民经济冲击的敏感性系数较低，受其他产业的影响最小，展现出“护城河”效应，即使其他产业在冲击时陷入低迷，数字产业也能有效减少冲击的负面影响力度，为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提供天然屏障，增强产业链系统受到外来冲击时的恢复能力。数字经济旨在深化实体经济和数字技术融合，促进了新技术的出现和新模式的发展，激发新旧动能转化为创新发展赋能。不仅有利于延伸产业智能化生产，也诱发了创新思维碰撞，从而吸引高素质人才和创新资源集聚，促进创新创业活动的发展，进而提升产业链应对外来干扰时开辟新发展路径的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2：数字经济发展助力产业链韧性提升。
1.3 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随着产业协同集聚的不断发展，地区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受限，这时，本地的资金、劳动力和产业会不断向周围地区扩散，实现“涓滴效应”，为周边地区产业链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条件。同时，产业协同集聚存在一定的关联效应，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打破地理边界，先进的技术和研发创新经验可通过区域间的贸易活动不断进行跨域传播，为周边地区产业合作提供有力的契机，为创新活动打造良好的示范效应，提升周边地区产业链系统应对冲击时的抵御能力与开辟新发展路径的能力，进而对邻近地区的产业链韧性提升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3：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的开放性、跨时空和共享特征，加速了信息及知识的流动速度，强化了学习、模仿及合作研发机制。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区域间存在的信息壁垒，使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协作更加便利，同时数字平台的存在加速了知识和信息数据在各地区、产业之间的传播，有利于区域受到外部冲击时，及时向邻近区域传递信息，使得邻近区域的产业链建立“警戒线”，提升邻近地区产业链系统应对冲击时的抵御与恢复能力。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弱化了由于距离导致的技术效应递减规律，突破了空间限制，增强了知识、信息的普惠性，降低了创新主体之间沟通与学习的成本，优化了创新资源配置，促进周边地区产业链提升开辟新发展路径的能力，进而对邻近地区的产业链韧性提升产生空间溢出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4：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1.4 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韧性
产业协同集聚的第一个特征为产业间的耦合互动，形成合作网络。数字经济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突破了时空限制，链接多个不同的产业，为产业之间的合作网络增添加密性、数字签证、有限访问性等特征，提升产业之间信息的流动效率，加快了企业面对市场变动时的反应速度，加强了产业链应对干扰时的抵御能力。产业协同集聚的第二个特征为产业之间的内嵌化，数字经济中的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基于数据共享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可以加强不同产业之间的产销联系与信息联通，强化产业联动，加强双方之间的信任，使得劳动力和资源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可以在产业之间进行有效转移，加强产业链应对干扰时的恢复能力。产业协同集聚的第三个特征为外部性；
数字经济中的区块链技术可以构建一种基于技术的信任机制，引入法律规则和监管控制节点，保证合作伙伴的合法性，加强不同产业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减少交易壁垒和摩擦，降低信息的搜寻、交易、获取及学习成本，以及在产业间复制知识和传播技术的成本，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动能，进而加强地区产业链应对干扰时开辟新发展路径的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H5：数字经济在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相关研究，综合上述分析，构建本文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2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西藏和港澳台数据部分缺失，所以针对2011—2021年30个省份展开研究，形成了330个均衡面板观测数据。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各地区统计年鉴，少量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补足。
2.2 变量说明
2.2.1 核心解释变量Ⅰ：产业协同集聚指数（HHI）
产业协同集聚是用来计算不同产业之间集聚的相对差异程度，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采用区位熵测算不同产业的集聚指数：
其中，s 为生产性服务业，m 为制造业，i 为地区，t 为年份，E 为就业人数，hhis 和hhim 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参考乌云图等［11］的研究将房地产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7个产业合并为生产性服务业。
其次，使用改进的E-G 指数计算产业协同集聚指数［17-18］：
2.2.2 核心解释变量Ⅱ：数字经济（DIG）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定义数字经济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19］。国家统计局将数字经济的核心范围定义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20］。综合国内外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本文借鉴赵涛等［21］、李言等［22］、杜金柱等［23］等相关研究，基于数字经济涵义的核心内容和结合相关数据可获得性，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测度各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详见表1。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是指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载体，因此采用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测算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信业等行业，因此采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收入（产业规模）指标测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借鉴陈贵富等［24］的做法，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服务业数字化）测算产业数字化。最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相关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最后得到各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2.2.3 被解释变量：产业链韧性（ICT）
卫彦琦［6］指出系统多样化可以通过促进整体功能互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系统整体的风险规避和吸收。李胜会等［7］指出地区的创新能力代表产业链在应对风险时开辟新发展路径的能力。综上，选择地区产业多样化和创新能力两个指标对产业链韧性进行综合表征。首先，产业多样化借鉴于斌斌［25］的研究方法，使用产业集中度的倒数来衡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ID 为产业多样化指数；
Si为地区i 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产业多样化指数越大，表明产业链应对外来冲击时的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越强。
其次，使用专利申请数量对地区创新能力进行衡量。最后，通过熵权法对产业多样化指数和创新能力进行客观赋权得出产业链韧性综合评价值。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2.2.4 控制变量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还需要设定对产业链韧性可能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具体如下：①人口密度（PD），用每平方公里人口数的对数表示；
②对外开放水平（AS），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表示；
③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地区人均GDP 的对数表示；
④产业结构（IS），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表示。
2.3 计量模型设计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为了检验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链韧性的总效应，构建基准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其次，为了检验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对产业链韧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ρ、ρ1 和ρ2 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间效应系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选用同时包含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空间经济地理距离矩阵；
其他符号均与式（9）中代表的含义一致，不再赘述。
最后，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在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链韧性提升中的影响机制，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C3 为产业协同集聚与数字经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若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在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若为负，则相反。
3 实证分析过程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产业链韧性（ICT）的均值为0.213，最大值为0.969，最小值为0.038，标准差为0.203，表明不同地区间产业链韧性存在一定差距。图2为2011和2021年中国各地区产业链韧性测度结果示意图。从空间角度看，我国产业链韧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东中西部严重失衡。由于不同地区存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产业链不同节点上的企业分布存在显著的差异。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链链主通常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一些科技含量不高却与国民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链，如粮食、石油等产业链通常位于生产地区或资源导向型地区。随着国内外产业迁移趋势的不断演变，不同地区产业链差异程度愈发扩大，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链附加值不断增加，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链附加值下降。尽管产业集聚给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带来了规模优势，但是区域的产业结构固化导致产业单一化现象严重。其次，由于不同产业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一些科技含量较高和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容易受到政策倾斜，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非战略性产业难以得到有效的政策保障，进而导致产业链出现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产业链韧性较弱。因此，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链韧性存在显著差异［26］。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相对完整，各地区产业链韧性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产业链韧性较高的省份（浙江、山东、江苏、广东等）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各省份的产业链韧性分布具有明显的“核心-外围”的地理分布特征，中部的湖北、西部的四川等省份是产业链韧性较高，是核心区域。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最值和标准差来分析也存在较大差距。从控制变量看，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PD）、对外开放水平（AS）、经济发展水平（PGDP）、产业结构（IS）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3.2 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是未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172，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列（2）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151，虽有所下降，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影响是稳健的，假设H1得到验证。列（3）是未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链韧性的回归结果，系数为0.01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列（4）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同样稳健，假设H2得到验证。列（5）是综合考虑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回归结果，系数分别为0.148和0.016，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和H2。
3.3 稳健性检验
虽然基准回归中已经采用省份、年份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但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继续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 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其中列（1）（2）为缩短时间年限至2012—2019 年的基准回归，HHI 和DIG 的估计结果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为缓解反向因果问题的干扰，借鉴柳毅和赵轩［13］的研究方法引入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列（3）（4）显示滞后一期的产业协同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仍能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进一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郭家堂和骆品亮［27］的研究方法，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列（5）（6）表明考虑内生性后的产业协同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仍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
3.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进行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时，需要对产业链韧性是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进行判断。由表5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产业链韧性的Moran"I指数除2021年外均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各地区产业链韧性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此外，通过Wald和LR检验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选择。由表6中的Wald和LR检验发现，在空间经济地理距离矩阵中，Wald检验值和LR的统计量系数值均通过了1% 的显著性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应选择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相结合的空间杜宾模型。同时，豪斯曼检验值小于0.00，因此最终选用年份和省份双重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7中列出空间地理矩阵的回归结果。
参考LeSage等［28］提出的偏微分方法，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溢出效应）并在空间经济距离矩阵和空间地理矩阵下进行估计（见表7）。空间经济距离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139，间接效应为0.110，总效应为0.248，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意味着产业协同集聚的不断发展在促进当地产业链韧性水平提升的同时，也间接提升了邻近地区的产业链韧性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假设H3得到验证。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链韧性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015，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有效提升本地区产业链韧性水平，而间接效应为0.009，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效应为0.024，却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链韧性的空间溢出作用不明显，对本地产业链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要更大，假设H4未成立。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空间溢出作用在很大程度取决于邻近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和本地区相近，而我国目前很多地区的数字经济基础建设及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导致数字经济未能充分发挥其对产业链韧性的空间溢出作用。
3.5 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在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链韧性二者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将数字经济与产业协同集聚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产业链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将全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对全样本和分样本进行调节效应检验（见表8）。
在表8中的（1）（2）列中，交互项HHI×DIG 对IC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来看数字经济在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5得到验证。数字经济在产业合作中提升了信息流动效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强化了产业间合作的创新动能，从而助力产业协同集聚提升产业链韧性。但是（3）（4）列中，交互项HHI×DIG 对ICT 的回归系数却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很多地区产业结构固化严重，导致数字经济尚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促进作用，“数字红利”未得到充分释放。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在新发展格局下，协同发展成为产业间的主要发展趋势，数字经济逐渐成长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此，探究了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地区的产业链韧性存在显著差异，虽然2011—2021年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链韧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总体上还是呈现东南强、中西弱的不平衡发展模式。②产业协同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均有助于产业链韧性的提升。③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数字经济在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
4.2 对策建议
4.2.1 扩大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范围
由于产业协同集聚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产业链韧性提升，对周围地区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目前，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地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这可能会阻碍产业协同集聚的发展。所以，各个地区应主动摒弃地区保护主义，正确认识到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采取积极的开放协作措施，促进自身和周边地区的产业合作。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创建更多的合作交流和机制，为不同产业、企业和机构提供交流、合作和共享的机会，开展多方位、多维度、多地区的跨产业合作，推动知识、技术和资源在产业间协同共享，不断提升产业协同集聚程度，优化资源配置格局，促进经济要素集聚，加强不同产业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完善交通网络、通信设施、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各产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生产要素与产业在空间范围内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流动，保障产业链的安全稳定。
4.2.2 加强数字经济建设
由于数字经济对本地区的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而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先进数字技术，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各个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升产业协同集聚正外部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的“数字差距”，努力协调不同地区之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新疆、广西、江西等数字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应主动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加强宽带网络建设，提高网络速度和覆盖范围，确保稳定的数据传输和通讯能力。不同地区的政府应通过积极普及数字教育知识、加强相关专业的教育培训能力，培养数字化技术、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人才，鼓励企业跨地区、跨产业交流数字化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式主动缩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水平，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能，逐步将其打造成为产业链韧性提升新的增长点。
4.2.3 强化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一些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固化严重，成为了产业链韧性提升的阻力点。锻铸产业链韧性将经历从东部较发达地区逐步转向中西部地区，所以要逐步加强中西部地区的道路、铁路、电力和通信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地区的连通性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合作机制，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强化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具体来说，中部地区应协调区域内产业发展格局，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同时，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时要提高识别能力，注重引进符合地方特色的相关产业，加大创新投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保障产业链稳定性。西部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稀贵金属、稀土等资源充足，且在区间上协调分布，所以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做大做强资源型加工产业，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政府也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部署更多特定产业链供应链国家级战略产业转移示范区，逐步改善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提升其资源附加值。
猜你喜欢 空间杜宾模型数字经济 中国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现代经济信息(2017年3期)2017-04-05一起来认识“数字经济”大众科学(2017年3期)2017-03-21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经验和启示现代管理科学(2017年3期)2017-03-03FDI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2017-02-10从数字经济视角解读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5期)2016-12-23绿色增长效率及其空间溢出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6期)2016-12-19数字经济对CFC规则的冲击探究中国市场(2016年37期)2016-11-12应对数字经济下的BEPS现象商(2016年25期)2016-07-29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3期)2016-03-02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吗财经科学(2014年8期)2015-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