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珊
王嘉的《拾遗记》一书性质难以确定，《隋书 ·经籍志》收录于史部之“古史”类，《旧唐书 ·经籍志》置于“列代故事”之中，《新唐書 ·艺文志》置于“杂史”之中，《宋史 ·艺文志》将其列入“小说家”行列，现当代学者沿袭了“宋志”的看法，称其为“古体小说”。“古体小说”的边界虽然很模糊，但大约指它所记之事恍惚怪奇而不可信，即使作者记录之时，主观上抱着写实的愿望。
虽然四库馆臣评价《拾遗记》为“十不一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证以史传皆不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却也有些“真”的内容，“特别是秦、汉以后，神话的成分渐少，传说的成分加多，其中遗闻轶事，颇足以补史之阙文”（《拾遗记校注 ·前言》）。但这只是一个概括的印象，并没有人对它记载的传说逐条考证，认真揭示它的“补史”价值。而一旦在后世被贴上“小说”的标签，人们便不会太在意它说的是什么，而只是留心它如何说，说的效果好不好。
我也并非极力想为它翻案，一定要证明它的真实与可信。只是我注意到，它的一个或许是微不足道的记载，却在后世的主流文人群体中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促成了一件轰动上层的信史，真正地发挥出了“蝴蝶”效应。
一 《拾遗记》记载的侧理纸
这则记载见于《拾遗记》卷九《晋时事》，它详细记载了张华撰写《博物志》的故事，其中一段文字涉及书写的工具 —笔、纸和砚：
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剪，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
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 ”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出，献而铸为砚也；
赐麟角笔，以麟角为笔管，此辽西国所献；
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厘”，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
张华撰写《博物志》是真事，有可靠充分的传世文献作证。但晋武帝是否干预了张华的写作，导致张华删书，却找不到第二个可以直接印证的文献。《晋书·张华传》只说张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卷三六）。但本传也特别突出了张华的博物，既说他“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而且盛赞张华收藏图书之丰富，并且说他收藏的图书多为“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这一评语和《拾遗记》记载的晋武帝对四百卷《博物志》的评语“惊所未闻，异所未见”非常一致。
明人胡应麟即相信《博物志》有四百卷与十卷两本，他认为《隋志》所著录者，为晋武帝干涉之后删节的十卷本（参《少室山房笔丛 ·九流绪论下》）。而且据他的话来看，当时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他所阅读的“杂说”转引的唐人殷文圭也有相关言论：
《博物志》十卷，晋张华撰。华博洽冠古今，此书所载疏略浅猥亡复伦
次，疑后世类书中录出者，然《隋志》亦仅十卷，每用为疑。近阅一杂说，记唐人殷文圭云：“华原书四百卷，武帝删之，止作十卷。
”始信余见有吻合者。盖《隋志》乃武帝所删本，至宋不无脱落，后人又从《广记》录出，虽十卷，实二、三存，并非隋世之旧，故益寥寥耳。
殷文圭原话已不知出处，但胡应麟当时所阅的“杂说”作者必有所见。而且比较十卷本《博物志》与《晋书》中的张华，著作与作者本人的学术水平差距的确悬殊。《隋志》在《博物志》之下又著录了《张公杂记》一卷，小注云：“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
”另外，《魏书 ·常景传》说常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传》各数十篇云。
”（卷八二）可惜由常景删正之书已佚。据此可知张华的《博物志》在南北朝时已有很多删节本，删节者不必为作者本人，而且题名不必与原著相同，《张公杂记》仅为其中一种。
既然这一事实得到确认，那么《拾遗记》记事的可靠性便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当代学者顾农虽认为《拾遗记》中“可靠的史料少”，却也认为“原本《博物志》卷帙甚多是可能的”，而如今的十卷本“大约已经后人的增删改动”。同时，顾农先生根据该书的二百多则佚文，说明今本《博物志》与原书相差甚远（《〈博物志〉与〈拾遗记〉》，《古典文学知识》 2012年第1期）。因为仅就传世文献看，张华删节《博物志》的说法，首见于《拾遗记》，因此顾农先生相当于间接承认《拾遗记》记载的可信。
范宁在其《博物志校证 ·前言》中也引用王嘉的记载，但他仅据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三年的下令中“禁星气谶纬之学”，而今传本《博物志》中又有许多谶纬之谈，就否认《拾遗记》的不可信，失之武断。张华的博物多识在当时即已博得盛名，而且据《晋书 ·张华传》的记载，“望气”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很是流行，张华对“斗牛之间常有紫气”的看法，对平定东吴一事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朝廷有令在先却不禁止“望气”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行，也不会
一律禁绝谶纬被一些学者在著述中记录与探讨。
另外，王嘉所记侧理纸一事，虽然在南北朝的传世文献中，再无第二人谈及。但是隋代诗人薛道衡有一首《咏苔纸》诗：“昔时应春色，引渌（《北户录》作“绿”）泛清流。今来承玉管，布字改（《北户录》作“转”）银钩。
”（《文房四谱》亦引此诗）诗中的“苔”指的是水苔或海苔，苔纸即侧理纸。“侧理”又写作“侧梨”，都是“陟厘”的异写，而陟厘即水苔。侧理纸起初以陟厘（水苔）为原料，后来扩大到了海苔（参宋娟、彭向前《“侧理纸”得名来源考》，《收藏家》2022年第9期）。
这首诗首见于《初学记 ·纸第七》（卷三“香皮纸”，援引自《瑶山玉彩》），后为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薛道衡对苔的生长环境与纸的书写作用，都描写得相当逼真，而且语含叹赏，苔纸当为他亲眼所见，那么更能证明《拾遗记》的记载是可信的。
仅就这一故事，可见《拾遗记》记载的张华之事可定为真事，记载之物“侧理纸”又可判为实物，真事与实物两相合观，《拾遗记》的文献可靠性大幅度提升。
二 侧理纸传说的酝酿与成熟
到了唐、宋两朝，“侧理纸”或“陟厘纸”“海苔纸”已频繁地现身于学者的诗文之中，成为文人仰慕与歌咏的对象。如，王勃《乾元殿颂并序》：“金门献纳，纵麟笔于苔笺；
石馆论思，核龟章于竹椠。”（《王子安集》卷一一）杨巨源《酬崔驸马惠笺百张兼贻四韵》：“捧持价重凌云叶，封裹香深笑海苔。
”（《御定全唐诗》卷三三三）王安石的《和微之药名劝酒》诗：“药名劝酒诗实好，陟厘为我书数行。
”（《临川先生文集》卷一一）黄庭坚《李君贶借示其祖西台学士草圣并书帖一编二轴以诗还之》诗中载：“侧厘数幅冰不及，字体欹倾墨犹湿。”（《山谷诗集注》之《外集》卷二）即赞扬在侧厘纸上所写的字跌宕起伏，纸墨俱佳。
王安石诗中所写的陟厘纸，究竟为诗人亲见，或只是代称，不可确考。但
是黄庭坚诗中所写侧厘纸，似为他所亲见，宋人文献中也能找到证据。苏轼在《书黄鲁直画跋后三首 ·右军斫脍图》中，先转述黄庭坚的跋语：“右军在会稽时，桓温求侧理纸。库中有五十万，尽付之。
”然后给出自己的评语：“以纸五十万与桓温，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鲁直亦云尔，何哉？ ”（《苏轼文集》第 5册）苏轼先说王羲之赠纸五十万乃区区小事，根本不值得入史，之后感慨黄庭坚对此事的介怀，理解成完全出于书生对笔墨文章的珍视。宋人施宿的《会稽志》（采鞠轩藏版，明正德五年重刊本卷一八）即称引东坡文，以证明会稽曾有“侧理纸库”这一事实，也相信王羲之所赠为侧理纸。
黄庭坚跋语为《右军斫脍图》而作，他感慨王羲之赠纸一事，说明鲁直亲见的《右军斫脍图》画于侧理纸上。鲁直所述王羲之赠纸事，当时必有所本，今或见于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卷五八引《语林》：“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检校库中，有九万笺纸，悉以予（原作“乞”）谢公。
”但文本与黄氏转述者不同。另外，宋人曾慥《类说》（卷六〇）与《太平御览》（卷六〇五）引文，“谢公”“笺纸”等皆同《艺文》。文本差异，或为所见版本不同。乞纸者究竟为桓温还是谢安，对本文所论问题影响不大。“笺纸”为泛称，并未指名为侧理纸。但无论谢安还是桓温，以他们在当时的显贵地位，居然屈尊向时任会稽令的王羲之“乞紙”，说明此纸比较名贵，很可能是侧理纸。
另外，宋人桑世昌的《兰亭考》在记载了“侧理纸”一段文字后，有小字注云：“山谷题右军斫脍图后。
”（《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八）山谷即黄庭坚。侧理纸为名纸，《右军斫脍图》为名画，两美相合。王羲之这样的不世之才不可复见，因此黄庭坚只好将惋惜之情寄于侧理纸上。这样的理解，或能补东坡考虑之不周。
苏轼又有《书海苔纸》一文：“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
”（《苏轼文集》卷七〇）此文作年不可知，但文中所说的“今无复有”，指的是东坡的时代用海苔造纸已不流传，与黄庭坚所见其侧理纸上的《斫脍图》并不矛盾。
宋代类书与文房四宝类的著述中，更是少不了侧理纸，如《太平御览》卷六〇五《文部二一 ·纸》援引《拾遗记》的记载，又卷一〇〇〇载：“《博物志》曰：晋武帝欲观书，司空张华撰《博物志》进武帝，帝嫌烦，令削之，赐侧理纸万张。王子年云：侧，陟厘也。此纸以水苔为之，溪人语讹，谓之侧理。今名苔纸，取水中苔造纸，青黄色，体涩。其苔，水中石上生，如毛绿色。
”这段文字混淆扰乱， “《博物志》曰”当为 “《拾遗记》曰”之讹，为《太平御览》笔误。
又如苏易简《文房四谱》前云“海人以苔为纸”，后云：“陟厘，……陶隐居云：此即南人用作纸者。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文中陶隐居，即陶弘景。苏易简引用的陶弘景的话，出自他的《本草经集注》“陟厘”条，陶弘景的注文，可作为侧理纸的第二条直接证据。陶氏此注为后世很多文献征引，传播很广。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卷九）自不必说，朱长文的《墨池编》（卷六），皆引此说。综上可见，在宋人眼中，侧理纸曾于两晋流行，是不需辩驳的事实。
到了南宋，陆游有两首诗都写到此名纸，一为《予所居南并镜湖北则陂泽重复抵海小舟纵所之或数日乃归》有“归来写苔纸，老惫无杰句”（《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二）一句，一为《杂题》其六有“安得陟厘九万个，为君尽写暮年诗”（《剑南诗稿校注》赌博被三六）一句，仅从“安得”二字，可见侧理纸在陆游眼里已成为渺不可及的传说。
元人王冕也有诗赞美侧理纸，他的《谢友惠温生笔》：“感时欲作寄远书，凝思几叹中书老。东家小胥借已无，西家但有长柄锄。薛涛侧理摊满案，无奈点作玄云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竹斋集》卷下）将侧理纸与薛涛笺并列，明为赞美纸笔，实则抒发对诗文与书画的热爱。顾瑛也在《巫峡云涛石屏志》诗中，间接表达了对名纸的仰慕：“谢家绿玉屏，不琢龟甲形。方若陟厘纸，纷缥带苔青。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诗选》初集卷六四）他看到石屏即联想到陟厘纸，不仅是物貌相近，相近的还有王、谢两大家族的文人风流。诸如此类的诗文，不胜枚举。
侧理纸既为历史名纸，其外观又有独特之处。它的纹理纵横交错，不同于一般纸张规则的横或纵，纸张还呈现出苔的青绿色。它的独特更能激发文人的猎奇心理，因此受到历代文人的追捧。另外，因为《拾遗记》与《本草经集注》的传播，又加上唐、宋数代文人学者的揄扬，早已不再流通的侧理纸愈加诱发了文人的好奇。时代愈远，对侧理纸的热度却不减反增。如明代的文人也对它念念不忘，不但在类书与笔记中一再提及前人的记载，还用诗歌去传唱。
著名的学者宋濂，在他的《和刘先辈忆山中韵》诗中也表达了对海苔纸的向往之情：“洞雪成浆烹日铸，海苔为纸写风将。举头便觉三山近，小大俱冥百虑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宪集》卷三二）明顾起元《说略》云：
“《拾遗记》：海苔纸，晋南越所贡，以苔为之，名侧理纸。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二）张大复说：“昔有从云间归者，遗纸数幅，颇类苔色，而朱写藻荇，其旁盖裱竹纸为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读《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纸，今世无有。
”（明万历三十三年顾孟兆等刻本《闻雁斋笔谈》卷二）文人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三 再造侧理纸的实验
侧理纸的神秘经过数代文人及其著述的推波助澜，终于在清代，将好奇的愿望酝酿到极致；
加上经过苏、黄等人宣扬的侧理名纸与王羲之名家的遇合美事，恰好遇见了有权势与财富的乾隆，并且特别爱好书画，仰慕名人名纸，遂将侧理纸的再造付诸实践。
乾隆年间，内府曾仿制过两张侧理纸，乾隆为此写有一首诗咏叹：
海苔为纸传《拾遗》，徒闻厥名未见之。何来映座光配藜，不胫而走翳予思。囫囵无缝若天衣，纵横细理织网丝。即侧理耶犹然疑，张笔李墨试淬妃。羲、献父子书始宜，不然材可茂先追。何有我哉宛抚兹，万番毋乃侈记私。两幅已足珍瑰奇，藏一书一聊纪辞。清风穆如对古时，澄心金粟父视儿。寄情枕葄宜隃糜，博览缺咏又何其。宣毫绨几为摛词，仿佛尚卿首肯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制诗集》二集卷七五）
乾隆将记载名纸的源头追溯到王嘉的《拾遗记》，紧接着表达了对它的强烈的好奇与无上的仰慕。根据学者郝炎峰的研究：“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乾隆皇帝连续作诗三首题咏侧理纸。
”“同年夏天，乾隆皇帝再次以侧理纸为题作诗。
”“乾隆三十七年（ 1772），他再次题咏侧理纸。乾隆四十六年，杭州仿制侧理纸成功，同时送呈朝廷。乾隆高兴之馀，于当年夏天作诗记述此事。乾隆五十三年， 78歲高龄的皇帝用壬辰（ 1772）诗韵写出最后一首题咏侧理纸的诗作。”（郝炎峰《乾隆御制咏侧理纸诗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9年第 6期）数年里，乾隆不断地题咏侧理纸，他怀揣的热情该有多么浓烈。
乾隆之外，清代还有一些文人似乎也见识过侧理纸，并都写下了自己的心得。如《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他在《享金簿》中称：“侧理纸，方广丈馀，纹如磨齿，一友人赠予者。晋武帝赐张华侧理纸，是海苔作造，即此类也。古名陟厘。”（《孔尚任诗文集》卷八）
孔尚任所称的侧理纸是仿制品，还是传世的遗物？参照金埴在《不下带编》中，描述他所见宋代侧理纸的情况：“己亥秋，阙里孔东塘殁载馀，予重平过其居，索观其家藏唐硬黄、宋海苔侧理二纸。
”（《不下带编》卷三）说明金埴所见者正是孔尚任所收藏的，为宋代遗物。
另外，孔毓埏称：“海苔侧理纸长七尺六寸，阔四尺四寸五分，纹极粗疏，犹微含青色。”（《拾箨馀闲》，康熙庚子刊本）梁章钜也称：“乾隆间，苏州王月轩以四首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而为二，以十金属翟云屏临成二幅。
”（《续修四库全书》本《浪迹丛谈》卷九“高房山”）以上两人记载，表明清人的仿制不仅是官方行为，也不只是皇帝的特权，再造的热情也在民间涌动。祝德麟也曾作诗赞美苔纸：“造纸苔为质，行行影曲遮。衍波翻碧藻，侧理乱黄麻。条紊治难整，文回织比斜。临池疑皱绿，正笔反生花。渔网舂春密，乌丝界恐差。巧裁自南海，博物有张华。
”（清·嘉庆二年姑苏刻本《悦亲楼诗集》外集卷一）描写细腻逼真，似乎也是亲眼所见。
但是清人的仿制品已不可见，如今收藏于故宫的两张完整的侧理纸（因为孔尚任家藏与乾隆内府旧藏亦为同类纸张，因此也包括在内）的年代应在明代晚期至康熙末年之间。经测它们为皮纸，未发现有水苔成分，故与《拾遗记》中所记载的侧理纸非同一种类纸张（郝炎峰《试论故宫博物院藏侧理纸的年代》，《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2014年第 8期）。但是，从上引诗文看，皮纸不具备文中记载的侧理纸的纹路与色泽，与清代文人所亲见并吟咏的纸张不属一类。因此乾隆年间官、私所仿造的侧理纸，究竟与《拾遗记》记载的是否同类，因为缺少实物，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藉助于现代科技手段，证明浒苔、海蒿子、羊栖菜及水绵的成分分析显示，其藻体都适合造纸，国外早有以水绵粗纤维成功造纸的先例。进入 20世纪，中国造纸企业也有以藻类植物造纸并获得成功的实例；
另有考古数据显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了纸张的淀粉施胶技术，其作用与甘油和木薯粉类似。这样就从造纸技术上，证明水苔（海苔）造纸是真实可行的（参王晓雪、方晓阳《中国古代苔纸考》，《现代出版》 2016年第5期）。
仅仅翻检《晋书》，可见当时已有黄纸、青纸、白纸、赤纸等在民间普及，而后赵石虎竟用五色纸写诏书（《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可见其时造纸工艺多么高超。跃进师曾在《纸张的广泛应用与汉魏经学的兴衰》文中全面分析了纸张发明对学术文化的推动作用，他说：“汉魏之际的文化转型，则与纸张的发明应用与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
”（《学术论坛》 2008年第9期）查屏球先生则从文学新变的角度，详细阐发了“纸简替代”的重要影响。他说：“从东汉中后期至三国前期，文学的文本载体处于简纸并用与转换阶段。
”（《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5期）可见，西晋时期已完成了纸简的转换，中国文化已进入了以纸质文本为基本载体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跃进师语）。
以上可见，文人及其创作与纸张之间的关系，在晋代既是新鲜的、为人瞩目的，所以才会出现傅咸写作的《纸赋》。而某部“费纸”很多的作品又特别被世人追捧，必然会出现如左思《三都赋》引发的“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传》）的盛况。与左思《三都赋》类似，张华撰写的四百卷《博物志》和被赐侧理纸的事件，都成为时代文化风气的典型例证。
乾隆时期仿制的侧理纸，与《拾遗记》记载的即使不是同一种类，也只能说明仿制手段的不高明，并不影响侧理纸在两晋流行的真实性，同样也不能丝毫损害它作为古代名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文人墨客追慕的对象。
到此为止，由王嘉《拾遗记》引发的“一纸”公案得以告终，我们因此而生发的一些思考却仍在延续。比如，如何看待身披“小说”标签的《拾遗记》的史料价值？如何认识前世的“传闻”对后世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如何对待宋代类书与笔记，在继承与传播文化遗产上的价值？如能联系宋人的辨伪成绩，开展全方位的讨论，也许会更利于全面评价宋人对古典文献上的贡献。
猜你喜欢 张华海苔博物 冬天的风在说什么快乐作文（1.2年级）(2022年12期)2023-01-27年轮红蜻蜓·低年级(2021年12期)2021-12-19一定要加入四万十川的海苔新世纪智能(高一语文)(2020年10期)2021-01-04白衣天使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20年3期)2020-12-16风作文周刊·小学一年级版(2020年16期)2020-06-12博物馆奇妙页好孩子画报(2018年7期)2018-10-11常吃海苔有『碘』问题祝您健康·文摘版(2017年1期)2017-09-15Forbidden Money汉语世界(The World of Chinese)(2016年5期)2016-01-10安吉博物志最美不过长知识电影故事(2015年40期)2015-09-06《最美最美的博物书》母子健康(2015年1期)2015-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