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航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短视频平台跨越时间和空间，聚集不同个体，不断编织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网络”。据《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究白皮书》统计，重庆市在短视频热门城市中排名第一，是唯一的与城市形象相关的视频播放量超过百亿级的城市，被白皮书称为“抖音之城”。在抖音短视频的影响下，以重庆为代表的网红城市的地方感知方式产生了变化，短视频一方面将人与城市的交互从物理空间的层面剥离，打造出基于社交媒体的脱域的网红景观；
另一方面又通过虚拟空间的媒介实践将人们重新基于地方勾连在一起，实现了虚拟空间中地方的再嵌入。
在媒介地理学视域下，地方是探讨人与空间关系的重要议题。地方既是人类进行活动的地理空间，也是由感知而形成的总体印象。对城市而言，空间这一概念既包含建筑、道路等可感知的具体的物质形式，也囊括城市所代表的精神内涵与社会关系。
学者邵培仁对此作出进一步诠释，指出“所谓地方的空间，可以理解为借助某种过程空间被处理为表露感情潜力和其他具体潜力的方式”[1]。这一表述更紧密地将空间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所绑定。王天夫认为，空间是指在某一地点之上的没有任何填充的、空洞的实在，而地点则是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场所[2]。在这种研究思路下，地方成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空间中具有某些地域性特征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互相交融，从而构成了被称为“地方”的空间，而地方空间又通过其承载的记忆与暗示不断增强人们的地方感。对于现代城市居民而言，地方不仅代表着其居住城市空间内的固有特性，也代表着居民在属地范围内形成的亲密稳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对城市记忆与文化的理解和传承，进而也产生了个人的身份与认同感。
网络时代，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原本以空间为界限的地方区隔被打破，人们借由网络得以实现身份的流转和位置的移动，传统的“地方空间”正在社交媒体的冲击下逐渐消逝。在梅罗维茨的研究中，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打破了以地理边界为区隔的地域关系，使得根植于特定空间的地方逐渐沦为了“消失的地域”。从梅罗维茨的观点来看，物理空间对于人的交往活动的影响在电子媒介时代不再像以往那般重要。但在邵培仁等学者的观点中，人们也可以经由媒介提供的认同方式形成新的地方体验，即“媒介地方感”，媒介可能在其呈现的全球景观中削弱地方影响力，也能够通过对地方历史文化的阐释而凸显地方感[3]。本文基于上述观点，试探讨在短视频与城市生活不断加深联系的当下，短视频如何将人的感官感受从传统的地方关系中剥离，又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塑造“媒介地方感”。
吉登斯认为，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4]。在短视频中，用户所创作的城市形象被以一种切片化的形式呈现，这种编辑后呈现的城市形象逐步脱离了市民在特定地域中的真实生活，进而在虚拟空间改变着人们对城市的认知。
重庆作为一座网红城市，是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的打卡地。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重庆人原本极具地方性的日常生活正在被短视频平台中慕名而来的打卡践行者进入，他们又以拍摄、剪辑等多样的实践形式将“编辑”后的重庆城市形象再度呈现于网络。由此，短视频呈现的重庆形象正在与市民原真生活日渐剥离，人与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2.1 商业符号下的“无地方感”
在媒体流动性的侵入下，个体与地方的传统关系受到极大挑战，地方感日渐消失，而这一现象对于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成为网红打卡点的城市而言尤为显著。
以重庆解放碑为例，受访者J这样说：“解放碑是老牌商圈了，但是这里现在基本上属于外地旅游人打卡的地方，我们本地人现在一般都不愿意去了。”受访者T则表示：“成为打卡点以后，我觉得，至少我身边很多人很少会约在那边玩了，一个是外地人多了，二是很多馆子觉得房租高了就搬走了，所以大家也没必要去那边和来旅游的人抢位置。我觉得大家就是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打卡的地方吧。”解放碑核心街区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这里记录着这座城市抗战时期的市民精神，也见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街区成为城市地方感的重要来源。而随着重庆成为网红城市，作为城市地标的解放碑也成为热门旅游打卡地，大量游客在此聚集，或拍照，或拍视频，却很少有人专门去了解其历史由来。
短视频时代，商业符号的席卷致使城市地方感的丧失也是当下城市发展的通病。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彰显着地方独特性的街区与建筑需要商业化改造，以注入新的活力，但商业性带来的统一的符号生产往往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感的流失。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一个人在消费社会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自我。”当每一个街道口都竖立起“我在××很想你”的路牌，每一个历史街区都被做成“换皮”式的仿古街，城市作为人与地方产生联系的场所的意义便逐步消解，进而成为文化工业的附庸。
2.2 景观社会下的真实遮蔽
居伊·德波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景观社会”的概念，即“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5]。短视频中的城市呈现依赖于用户的自我创作，而用户往往受到来自观看者的压力和自身社会化需要的影响，于是开始以他者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者往往会倾向于以“蹭热度”“想火”的追名逐利的态度进行内容制作。受访者J在被问及缘何拍摄解放碑街区的短视频时表示：“希望蹭上热点，希望能被网络大V看到，希望自己也能被带火。”由此可见，短视频中的城市形象在创作者追逐热点的心态影响下逐渐单一化，进而导致观看者的认知出现偏差。人们在短视频平台往往只聚焦于打卡热点，忽略地方意义，进而导致地方形象在短视频平台的片面化、碎片化，原本充满异质性的人们失去了自由创造的热情和能力，成为一个无意识的模仿主体，对地方的想象被集体景观建构的屏障限制。“平滑短促的社交价值使得基于地方的深度认同无处可归，人与地方的关系被架空在符号意义的虚空中。”[6]
“在现代都市空间之中，数字技术连接起了人们赖以活动的现实空间以及创造意义和话语的虚拟空间。”[7]在现代技术尤其是数字媒体技术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人与地方的联系并非仅仅凭借真实地点的触摸才能实现，虚拟空间的媒介实践也将人们勾连起来，打造出了虚实互嵌的赛博城市形态。
3.1 “地方芭蕾”下的人地关系重构
人地关系的形成依赖于长久的地理空间生活体验中对某一地产生的依恋。人们在大卫·西蒙用“地方芭蕾”来反映人与地方的关系。根据学者蒋晓丽、郭旭东的解释，“‘地方芭蕾’包括个体的‘身体芭蕾’和‘时空惯例’两个组成部分：‘身体芭蕾是为了完成一项特定任务的一系列完整的姿势和动作；
时空惯例是一系列习惯性的身体行为，这些行为可以占据很长时间；
身体芭蕾和时空惯例在一个物理环境中相互作用产生地方芭蕾’”[8]。简而言之，地方芭蕾可以被理解为某一群体基于特定的地方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行为习惯。在网红城市中，人们日常反复进行的媒介实践和媒介朝觐成为一种新的“地方芭蕾”形式，并由此建立起一种介于现实与虚拟空间之间的人地关系。
短视频创造的媒体空间是虚拟的，但又是来源于现实地点，用户以短视频为工具，将自身感受加以“编辑”，投射到虚拟空间中，在其中进行空间的再生产与内容创作，通过网络传播扩散，传递给下一个用户，然后引发新一轮的实践。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空间不断产生新的一系列富有情感意义的互动，人们来到相同的打卡点，并进行拍摄、发布，形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地方芭蕾”。“地方芭蕾不仅是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结果，也体现了人的情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9]人们的打卡互动行为，其背后也体现着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对地方的联系：人们对打卡地的选择，与地方的独特性、体验感息息相关；
人们发布打卡短视频的行为，便是在共享对城市的体验与看法，并将相互之间的内心感受与地方联系起来。随着全球化的流动加剧，技术对空间的突破使得人们对地方的感受日益模糊，而在短视频平台，用户通过抵达、拍摄、分享、互动等系列行动确认与一座城市相遇，在“去地域化”的网络中再度获得了人与地域的联系，并形成数字时代的新“地方感”。
3.2 “仪式化”行为下的认同感强化
短视频打破空间的桎梏，凸显出信息流动性的特点，让人与物理空间中的地方的联系不再紧密，却同时以影像的形式将人对于地方的感知传递到更远的地方。用户将个人亲历的场景，通过拍摄、编辑、上传等一系列仪式化的生产流程，最终发布在互联网上，这种仪式感会让生产内容变得更显精细化与设计感。1975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正式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他把人类的传播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仪式，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信息被传递，符号和意义被建构，人们也因此有了维系社会现实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仰。如受访者Q在谈及拍摄短视频的想法时提到：“希望展示重庆相对之前的变化吧。希望我小时候的朋友能看到吧，共同的回忆。”短视频中的解放碑、朝天门、磁器口等网红打卡点，也都曾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短视频中，无论是火锅、江湖菜这些食物本身，还是餐馆所在的居民楼风貌，都是城市地方性的体现。例如，小餐馆旁梯梯坎坎的坡道呈现着山城的地理地貌，一口热辣滚烫的牛油火锅则是传承了清代贫苦的码头船工们在面对简陋的烹饪工具和有限的食材时灵活应对困境的朴素智慧。这些充满地方元素的内容聚合了海量具有类似城市生活经历或对城市有着深刻印象的受众，其在完成短视频观看的仪式化行为中，也接收到短视频中内置的城市文化、价值观。在共处的传播场域中，受众的故乡情结被唤醒，集体记忆被触发，再加上评论、点赞、关注等仪式性互动的发生，受众与受众、受众与城市间的认同感不断强化，城市也在虚拟空间中形成了新的地方感。
3.3 媒介空间中的城市新体验
如学者孙玮所说：“城市短视频之于大众，就是城市生活本身，它与日常生活、自我的密切联系，致使它和电视时代的城市形象片不同，不能被视为城市的复制，而更像是城市的一种增强现实。”[10]短视频嵌入城市的日常生活，不仅将城市原有的地方感传递出来，也塑造了互联网上新的虚拟街区。重庆解放碑地下环道只是现实中一处承载交通功能的基础设施，但在短视频中，则成为各大导航软件的“噩梦”；
城市景点中处于高楼大厦之间，通向其他各地的楼梯小巷，则成为旅游攻略中快速到达目的地捷径；
某个标志牌旁、某块地砖上这些不起眼的位置则有可能已经是短视频平台中“必去打卡机位”。
短视频带来的新的地方感不仅局限于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变化，同时将地方感的形成场所拓展至短视频提供的媒介空间中，每一位曾借由媒介感受、体验过的“虚拟漫游者”都能够将自身关于城市的记忆与想象转化为城市意象的一部分。城市不再受到物理边界的约束，地方感的形成主体不再局限于现实地点中的居民，而是拓展至由人们对某一城市的共同关注而形成的网络群体。这些群体又通过短视频的打卡活动不断与线下的城市产生联系，进而使得原本流动的网络空间逐步与现实的固定空间产生联系，让各种各样交汇于此的居民与用户共同形成了关于城市的想象，他们从媒介中感知城市、认识城市，又带着这些感受抵达城市、体验城市，在这种循环中，形成了用户与市民关于城市的新体验。
短视频浪潮的兴起，为地方感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实践方式。人与地方的关系在虚实互嵌的赛博空间得以重构。短视频将人们从物理空间剥离，拉入了“此地没有了，一切都是此刻”的虚拟时空，地方感的来源不再局限于人们在物理环境的感官体验，而是结合了虚拟与现实的“媒介化生存”的新体验。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与媒介场景逐步融合，在这一融合过程中，流动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的城市空间建立了新的联系，使得无地方感的个体借由网络重新建立人地关系。人们通过短视频的拍摄进行着城市中的媒介实践与媒介漫游，与城市剥离的个人再度成为媒介空间中与城市紧密联系的市民，获得了社交媒体时代的关于城市的新体验，无数个这样线下与线上关于城市的体验交流汇聚，共同构成了新的媒介地方感的生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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