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禄 张欢
摘要：李东阳是明代弘治、正德之际一位颇具心术和文术的台阁重臣，其文学盟主之路与官位上升同步。其盟主地位的确立以入阁预机务为标志，然此前亦有较长的苦闷守望期。延承“文归台阁”的制度优势，李东阳不仅写作独属于翰林和阁臣的工作文体，还广泛写作一般官员和士人的通用文体。而耽溺诗歌创作与唱酬的癖好，又让李东阳突破了一般台阁作家的“馀力为文”意识，标志着文坛领袖由政教重臣型向“风流儒雅”型转换。其文学盟主术主要是自觉而强烈的盟主“代兴”意识、宽博而有格调的文学写作观念和多样有效的文人联盟手段。这对确认台阁体、茶陵派的“半自觉”性质和台阁文学的制度背景、身份意识等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文学盟主；
“文归台阁”；
台阁文体；
身份意识；
文学运作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608
收稿日期：2023-11-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身份与文学权力视阈下的明代台阁文学研究”（18BZW057）、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之文化名家专项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冯小禄，男，四川大竹人，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辞赋和明清文学文献，E-mail：
1938806206@qq.com；
张欢，女，江苏南京人，文学硕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对于李东阳是明代弘治、正德间台阁体和茶陵派之双料文学盟主这一事实，古今学者皆持肯定态度。但是对于他如何走上文学盟主之路，历经了怎样的政治煎熬和文学角逐，以及如何有效利用“文归台阁”的制度性优势，采取了怎样精心的超越其台阁前辈和竞争者的文学手段等等，却未见学界有深入细致的讨论【有关李东阳和茶陵派研究的四部专著（薛泉《李东阳研究——以政治心态、文学思想为核心》，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周寅宾《李东阳与茶陵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林家骊《谢铎及茶陵诗派》，中华书局2008年版；
司马周《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及其他论文，均未专题探讨李东阳的盟主意识及表现。】。这不只是关于李东阳个人的文学问题，也是事关明前期台阁文人的翰林生涯体验、文学权力构成、身份意識转换、文学领袖转型和文学流派性质认定等多方面意义的重要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 与官位同步的文学盟主路
封建帝制之下的一切权力，理论而言，均源自拥有最高权力的帝王。在帝王亲操权柄，把控文学的政策、制度和方向，进行文学写作之时，帝王就是与政治、礼仪、文教紧相关联的全国文学盟主。这在中唐之前是一个长期延续的事实。只有当帝王隐而不显，或者不考虑帝王的特殊和实际影响之时，以文学擅长的文坛宗师才从繁荣的文学集团中跃然而出，成为事实上的文学盟主。这种情况大致在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儒家思想领域的恢宏再造运动，手握道统阐释权的文人如韩愈，自我作古，成了中唐时期的全国文学盟主【参见：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4页。】。自此以降，以大的文学集团的领袖文人，尤其是同时兼有政治、学术和思想高位的京城高级文官为全国文学盟主的情形即成一条醒目的文学史线索。也即，要成为全国公认的文学盟主，除了要有领袖群伦的文学盟主意识，度越时流的创作实绩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之外，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文化地位来做支撑，于是，与官位同步的文学盟主之路就此奠定。对于身处这个传统流向还没有被改变的明前期台阁文臣李东阳而言，亦是如此。
说到李东阳的文学盟主之路，如果仅从历史的结果看，似乎应该算一帆风顺，简单、直接，一路向前，就登上政治和文学的顶点。“行过玉河三百骑，少年争说李东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引陆釴《琼林醉归诗》。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李东阳十七岁即高中进士二甲第一，传胪；
顺利考选庶吉士，留为翰林院编修；
弘治八年49岁入内阁预机务，成为阁臣；
正德元年60岁成为内阁首辅；
正德七年致仕，在阁17年；
正德十一年70岁卒。这些数据均明显优于弘治时期入阁的五位阁臣和其他时期的阁臣【参见：时亮、郭培贵《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和影响——以阁臣的地域及户类分布、中进士及入阁年龄和在阁年限为中心》，《北方论丛》2015年第3期，第103-112页。】。除正德初期遭遇宦官刘瑾弄权让他倍感压力和困扰外，李东阳似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政治风浪，其为官一直在翰林院和内阁度过，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旁逸斜出，走的是天顺之后、嘉靖之前常见的翰林、内阁一体化道路。
但是如果不放过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具体细节，则少年得志的李东阳也曾有过一段堪称煎熬的翰林院任职经历。如同很多中了进士、入了翰林、看来有远大前程的青年官员一样，李东阳也需要跨越好几个关键的晋升通道，而其中最消磨人的也许就是青春年少的累积年资和声望，度过最先的两个九年考满：第一个九年由编修升侍讲，再一个九年由侍讲升侍讲学士。两个九年换来的是从正七品到正六品再到从五品的晋升，一步一个脚印。之后的入阁和成为内阁首辅，则需要更为耐心的等待和更为残酷的竞逐。对此，我们不妨看他入阁前在“既乐而清”【程敏政《乐清轩记》，程敏政《篁墩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1页。】的翰苑中层生涯中不时流露的官场险恶和仕途艰难的慨叹。
成化十四年32岁，其《幽怀四首》其三的后二联：“长堤隔水疑无路，瘦马冲泥念不才。朝往暮归缘底事，只须形影自相猜。”有些象征意味。其四言：“懒携竹杖踏莓苔，寂寂残樽对雨开。开口只应心独语，闭门休问客谁来。幽居有道堪藏拙，巧宦逢时亦自才。试问白头冠盖地，几人相见绝嫌猜。”【李东阳《李东阳集》第1卷，周寅宾点校，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96-297页。】诗中表现了他寂寥中还有些愤懑。成化二十二年40岁，其《不寐》诗自检生平，深感暗影重重，充满陷阱和污蔑，只能以儒家的操存慎独之道来自我慰勉【李东阳《李东阳集》第1卷，第165-166页。】。弘治二年43岁，其有《问白髭》、《代髭答》、《问白发，用髭韵》、《代发答》等四诗【李东阳《李东阳集》第1卷，第167-168页。以上李诗系年，详参：钱振民《李东阳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103、110-111页。】，自问自答，看似文字游戏，实也是对人生易老的身世叹喟，引得谢铎、吴宽等同僚友人共鸣，作诗和之。其一生挚友杨一清也指出，其在入阁前曾有一段“资望既积，而当道殊不意慊，每阻抑之，士论哗然不平”的受阻经历【杨一清《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正李公东阳墓志铭》，《李东阳集》第3卷《附录一》，周寅宾点校，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56页。】，可见所叹非虚。
当然，如果将这些来自人间天上的翰林感喟，与那些遭遇重大政治风暴而被外放和流贬，甚至经受杖击和牢狱之灾的凄厉沉痛之音相比（如天顺初的陈循和嘉靖初的杨慎等人），则李东阳是要温婉平和多了。但亦不能就此否认其背后人生感受的真实，虽不够痛切，却有所不满，是一种清贵翰林在鲤跃龙门的途程中也要经历的漫长淹滞感和潜在危险感。对此，正统七年状元刘俨曾有一段妙喻：“翰林之职清高固可喜，淹滞亦可叹。譬金水河中鱼，化龙之期未可必有，而网罟之患则可必其无。”【陈田《明诗纪事》乙签卷17《刘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45页。】晚明史家沈德符也说：“本朝迁官故事，必九年方升二级。他官犹内外互转，惟词臣不离本局。确守此制，以故有积薪之叹。”【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9页。】要想有未来的扶摇直上，就要有慢慢上爬的苦闷守望准备。
关于李东阳何时完成龙门一跃，登上全国文学盟主宝座，有多种说法，当还是以弘治八年他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入阁预机务为最合适【参见：廖可斌《茶陵派与复古派》，《求索》1991年第2期，第86页。】。盖在天顺朝之后的明人看来，入阁预机务就是宰相，可以名正言顺地操持天下文柄。虽此时他仅是内阁新兵，但具有超越前辈和同侪的文学优势：“同时唯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江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页。】排在他前面的内阁首辅徐溥偏重政治，次傅刘健偏重理学，都对以文学一统天下不感兴趣，甚至刘健还特别抵触，看不起文学士，嘲笑李白、杜甫只是两个醉汉【详见：陆深《停骖录》，陆深《俨山外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5册，第74页。】；
而与其同时入阁的谢迁虽是状元出身，但年资皆不如东阳，实际的文学创作能力和对文学权力的经营也是大有不及【李天顺八年进士，谢成化十一年状元，相差12年。谢迁《祭西涯先生文》言：“惟公海内文宗，词林人杰。嗟我晚生，幸从后列。荷公接引，不鄙疏拙。”《李东阳集》第3卷《附录一》，第473页。】。
此外还有更切实的证据，此以弘治八年李东阳入阁后连续在进士选拔庶吉士上的决定作用，来看其作为事实上的文学盟主的影响力。盖庶吉士在天顺后有“储相”之目【张廷玉等《明史》卷70《选举志二》，中華书局1974年版，第1702页。】，而庶吉士考选又以诗、古文为主，由内阁主持。一是一年后的弘治九年陕西人王九思考选庶吉士，“试题乃端阳赐扇诗，翁（王九思）有‘谁剪巴江，天风吹落之句，闻者以为必膺首选。何也？以其似李西涯之作，已而名出，果然。是时西涯当国”【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李开先全集》（修订本），卜键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22页。】。因投合了李东阳的个人喜好，王九思首选入馆，且留为翰林检讨，成为其曾经依附茶陵派的证据。二是弘治十五年浙江金华人潘希曾的考选，题目为《八月十六夜赏月》，他当时写出的“嫦娥差瘦一分秋”佳句，让十二年后从首辅高位退下的李东阳还念念不忘，以至在中秋师生聚会上主动相询【潘希曾《东园看月诗序》，潘希曾《竹涧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724页。】。三是弘治十八年王韦考选，题目为《春阴》，不限体，王韦作歌行，将尚为秀才时梦中所闻警句“起来小步傍阑阶，花雾袭衣寒气重”入诗，为李东阳激赏，“批其卷云：‘二语如有神助。遂登上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第271页。】。王韦，南京人，与顾璘、陈沂号为金陵三大家。以上三个来自南北不同地区的进士在考选明人甚为看重的翰林院庶吉士之际，都因为所写诗歌的风格和意境赢得了作为主考官的李东阳的青睐而顺利入选，即充分证明了李东阳弘治八年后诗歌技艺的成熟和在文坛的盟主地位。
二 “文归台阁”的制度优势
在成为全国文学盟主前，李东阳所逐次拥有的不断攀升的进士、翰林、阁臣身份，为其获取盟主桂冠带来了极大的制度性保障和文化优势。在“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张廷玉等《明史》卷70《选举志二》，第1702页。】的单线晋升惯例在天顺二年形成之后，“文归台阁”也就成了明前期文学格局的一个显著现象，表明了“以讲说道德、制作文章为职”【李东阳《赠右谕德谢君序》，《李东阳集》第2卷，周寅宾点校，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1页。】的翰苑台阁中人对于文权的全面占有，以至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垄断优势。李东阳正是积极利用了这一优势，在宣宗朱瞻基之后连续几任皇帝因为多种原因淡漠于文事的掌控和写作之际，实现了台阁从正统到弘治、正德时期全国文权的承续和把持。对此，晚明张慎言认为，在以杨溥为代表的“三杨”、“台阁体”之后，曾有过百馀年“权散而不收，学士大夫各挟所长，奔命辞苑。至长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学，权复归于台阁”【张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5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5册，第798页。】的过程，意在强调李东阳恢复了“三杨”之后失落到翰林层面的台阁文权传统，由此可见李东阳在明代台阁文权传承序列中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其前是台阁文权的散漫无宗时期，其后是台阁文权下移或外转到郎署的文学复古时代。
具体而言，文学权力主要体现为各类文体的写作权，以及对于主流文学写作标准、趋向的评论主导权和文学、著述作品的刊刻传播权，而尤以各类文体的写作权为核心和标志。罗玘言：“有大制作，曰：此馆阁笔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
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
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罗玘《馆阁寿诗序》，罗玘《圭峰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9册，第7页。】即说明了台阁作家在本职的“大制作”之外，还广泛占有各类官员和普通士人的写作文体。
关于台阁作家的写作类型，最简洁的是划分为官方和应俗写作两类，但缺点是不能与其他官员写作相区分。稍细的划分是三类，在官方写作中又析出“歌颂圣德”类，以显示翰林和阁臣的文学侍从特质【关于台阁作家的文体分类，可参：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李东阳本人则划为四类，见于其为翰林出身、官至吏部尚书的倪岳文集所作序中：“有纪载之文，有讲读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赋咏之文。纪载尚严，讲读尚切，敷奏尚直，著述赋咏尚富。惟所尚而各适其用，然后可以为文。然则数者皆用于朝廷、台阁、部署、馆局之间，裨政益令，以及于天下。惟所谓著述赋咏者，则通乎隐显。盖人情物理、风俗名教，无处无之。”【李东阳《倪文毅公集序》，《李东阳续集》，钱振民点校，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7-188页。】落实到李东阳本人的制作，“讲读之文”有成化、弘治间任翰林侍读所撰写的《讲读录》2卷、《三谟直解》等，“纪载之文”（即大型史书）有其任内阁首辅主持编撰的《历代通鉴纂要》92卷、《明孝宗实录》224卷、《大明会典》180卷等，以及与皇帝交接会谈的《燕对录》2卷和代皇帝出祀孔庙的《东祀录》等，都可见出其独属于翰林和阁臣甚至是首辅的工作文体性质。而表达各类政治意见的奏疏和有关科举考试的策问等官员通用文体，李东阳也有很多。
至于单体文章，以今人整理的李东阳集而论，就可发现文体数量的分配情况（以卷为单位）：最多的是有关当代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包含传、诔、祭文、哀辞、行状、墓表、碑铭、志铭等，有33卷之多；
其次是序类13卷，主要有诗序、送（赠）序、书序（诗集、文集、志书）、寿序、宗谱（族谱、家乘、家谱）序等；
再次是记类10卷，主要是有关亭台楼阁斋室等居室记，与学校科举有关的学记、题名记和游记等；
以下是题跋类5卷，与人互通音问的书信类3卷。其他如论、说（含字说）、箴、铭、赞（主要是像赞）、引等文体，则篇数较少，或附在“传”后，或与“题跋”合编才能成卷，至于零散的读史札记（如《读唐史》三十一首）、批判不良世风的散记（如《记女医》、《记女巫》、《记龙生九子》）、骚体辞和不常用的文体（如原、解、戒、难、喻），则统编在“杂著”类下，加起来亦仅一二卷而已。这样的分布正与上引罗玘文所言人们纷纷找台阁作家写作记、铭、传、寿序等俗文的情形相吻合。
本来，各类名目的序、記等是非常传统的文体类型，自秦汉晋特别是唐宋以来，已经下降到可为一般官绅文人所掌握，其内容和格调也较为多样，并无一定之规。但以序、记之名，去写只有主考乡试、会试和参加廷试等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才能写作的乡试录序、会试录序和进士题名记，则在明代又多属台阁作家的职责范围，体现了通用文体在写作程式和作者身份上的特殊性。在此，李东阳有成化二十二年主考顺天府乡试所写的《顺天府乡试录序》，弘治六年、十二年主考会试所写的《会试录序》，弘治九年、十八年两次以读卷官身份写作的《进士题名记》等。
至于通行世间的传记文，无论高低贵贱，人们都希望能由当世高官文人特别是兼有朝廷史官身份的台阁文人来写作，其背后折射的还是人们的不朽愿望，希望借助其政治文化资本来为传主事迹的真实和品质的善良作支撑，从而形成了台阁作家墓文、传文特多，高官显爵亦特多的醒目现象，以至于几乎可凭传主的身份阶层来判断该作家在当时的官位和社会影响力【参见：冯小禄《作家传：值得重视的文学批评形式——以李开先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24-128页。】。从制度言，明代皇室的亲王、亲王妃、公主、郡王等人的祭文、圹志文等一般由翰林院撰作【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98《丧礼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51-552页。】，其他如公侯等封爵和高级文武官员的墓文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亦往往由台阁大臣撰写。对此，李东阳虽未写过明代皇室成员的墓文，但凭借其不断攀升的台阁身份和不断扩大的亲贵交友圈，其写过的墓文、传文主人的身份仍然相当显赫：既有当朝外戚、追封为宁国夫人的宪宗生母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周氏之继母，长宁伯周彧之母，太皇太后之长弟庆云侯赠宣国公周寿，又有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之后、定国公徐永宁，郭英之后、郭勋之父、武定侯郭存忠，以及高级将领、勋臣如保国公朱晖，宣城伯赠宣城侯卫颍，镇远侯顾溥之父顾玘，平江伯陈锐，还有保荐李东阳入阁专掌典敕、为其正式入阁参预机务做准备的首辅徐溥等多人。
总之，李东阳等台阁作家凭借其受政治制度保障的写作优势不仅拥有了台阁工作文体的写作权，其他人员罕能染指，而且也在官员通用文体和士人通用文体上显现出特殊的身份写作特征和笼罩性优势。特别是对世俗通用文体领域的广泛占有，更体现了“文归台阁”的时代特征，作为承续杨士奇以降文学盟主地位的李东阳亦在此有突出表现。这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文学权力分布，具有由政治领域延伸至文学领域的一统化特征。
三 “平生抱诗癖”的盟主身份转换
李东阳之能成为全国文学盟主，固然一大半的功劳要归于自杨士奇以来已形成的“文归台阁”的制度性优势，让身为台阁大臣的他水到渠成地接掌了来自前辈薪火相传的全国文权，然而这不能圆满解释何以是李东阳而非其他同时代台阁作家来接掌。由此，我们还要关注一些仅属于李东阳个人的特质性因素让他成了台阁内部出掌文权的代表。在这之中，李东阳对于诗歌写作、唱和、评论、研究、编集、传播的狂热爱好，使他在延承台阁作家的文学“馀力”、“绪馀”观之馀，又同时拥有了非常引人注目的“平生抱诗癖”【李东阳《予病中颇爱作诗，舜咨以诗来戒者再，未应也。偶诵陶渊明〈止酒〉诗，自笑与此癖相近。因追和其韵，断自今日为始》，《李东阳集》第1卷，第138页。】的纯诗人身份。已有学者注意及此，或称为“中间性”状态【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第133页。】，或称为“对于诗道的某种维护与救赎的意识”【郑利华《李东阳诗学旨义探析——明代成化、弘治之际文学指向转换的一个侧面》，莫砺锋编《谁是诗中疏凿手——中国诗学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43页。】。而笔者则认为，李东阳实代表了台阁作家的身份意识在明代中前期的有力转型，从政教重臣型向文学才华型的文坛领袖转换。台阁与纯诗人身份就此统合于李东阳一身，显示出文学审美和社会交际的需求突破台阁藩篱而日益增强的审美主义趋势【关于明弘治间审美主义倾向之流布，可详参：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第118-164页。】，亦为后七子时代对于文学的追逐埋下了身份意识的种子。
首先，李东阳没有极端道学式的摈弃文学的论调，也无类似杨士奇“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杨士奇与宋仁宗的对答之言，参见：杨士奇《东里文集》，刘伯涵、朱海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4页。】的说法。
其次，李东阳还是保持了“馀事（馀力）为文”的台阁论调。如其评台阁作家刘珝文集云：“凡典册、制诰、章疏之作，大阐厥蕴。又以其暇为铭志、传状、序记、箴赞、歌吟赋咏诸作。”【李东阳《刘文和公集序》，《李东阳续集》，第184页。】即是以台阁工作文体为主，通用文体乃馀暇所为。又评台阁作家倪岳文集的“词赋、碑表、序记、著述、赋咏之作”，是“馀力所及。视彼旬锻月炼、章追而句琢者，固其所不暇为，亦其所不屑为也”【李东阳《倪文毅公集序》，《李东阳续集》，第188页。】，亦是典型的“馀力为文”论。
其三，最重要的，是李东阳有着明显不同于之前台阁中人的浓厚诗人气。
对诗人这个名号，之前的台阁中人往往退避三舍，每作诗则必有诸多说法和借口。如天顺朝名臣李贤在为自己奉使四川的纪行稿作序时，即反复为言：“诗为儒者末事，先儒尝有是言矣。然非诗无以吟咏性情，发挥兴趣，诗于儒者似又不可无也。……予往时亦颇好诗，但无专心致志之功，加以才思疏拙，欲耽佳句，卒不可得，且能妨废读书工夫，用是不屑为之已数年矣。兹者奉命有事于蜀川，凡道路之间，目之所经，发乎情而句亦成。第恨鄙俚不能佳耳，即欲投之丙丁，不如录之，以俟善诗者之运斤焉。”【李贤《行稿序》，李贤《古穰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554-555页。】可见程、朱等理学家对于儒者做诗的警告在后人心目中的巨大影响。要不然，就以写诗麻烦、费劲等由，表示不屑或者不喜写诗。如李东阳的老师兼舅翁岳正“才甚高，为文章俯视一世，独不屑为诗，云：‘既要平仄，又要对偶，安得许多工夫。”【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其馆师刘定之亦“不甚喜为诗”【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第202页。】。对这些不利于诗人和作诗的台阁言行，少年即入翰林的李东阳当十分清楚（李贤是其同僚兼好友程敏政的岳父），并深为警惕，也害怕他人和社会误会自己耽溺诗歌玩物丧志，妨碍政事和职事，于是也有诸多绕来绕去的辩解和想方设法的变通，但最终与其台阁前辈不同，他还是较为坦率爽快地承认了自己骨子里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诗人，对诗歌有着宿命和上瘾式的癖好。这主要见于其成化年间较为年轻时所作的《集句录引》和《北上录序》：
丁酉之春，予病在告，百念具废，而顾独好诗。故人爱我者，戒勿复作。既乃闭户危坐，不能为怀，因戏集古句成篇，略代讽咏。有以旧逋见督者，间以应之。遇少得意，亦稍蔓引不能止，盖不免五十步百步之讥焉。嗟夫，玩物丧志，古人所戒。诗不足道也，而又缉拾补缀而为之，不益可笑也哉！两月间得为篇若干，摭之箧中，亦不欲弃去，录之为一卷。成化戊戌夏五月六日西涯识。【《李东阳集》第1卷，第693页。】
予与洗马罗君明仲校文南都。既闻命，登舟兼程以往。因胥劼毖，胥告饬务勤不怠。独念诗为所夙好，恐妨职事，戒勿敢作。锁院之后，簿卷山积，非惟不敢作，亦不暇作也。校阅既毕，始为一章，贻我同志。……自揣薄劣，徒以文事承任使，而关于政者甚不细，虽竭志罢力，惧不足以少称万一。若夫言语声律，固其馀事所不足云者。顾宣布恩德，陈列利害，有出位之戒焉，则呻吟覼缕，以自托于一物之鸣，其在天下，亦君子所不弃也。归期在卜，敬出一编，以代反面问安之义。平生一二朋旧，或取而观之，知道路之夷险，居起之劳逸，亦足以裨晤语达情谊，庶不为箧中长物，其馀则非所敢知也。……成化十六年庚子冬十月九日，翰林侍读李东阳宾之序。【《李东阳集》第1卷，第651-652页。】
“顾独好诗”，“诗为所夙好”，以存录、交际、自鸣等名义，李东阳极力向着台阁非诗、避诗的传统抗衡，为写诗、存诗寻找出路。
再检李东阳诗集，更可见李东阳是一个特别喜好写诗和与人唱和的诗人，唱和时还爱次韵，而次韵又往往多至一题数首，甚至一事十叠【李东阳《十叠韵再赠二客》，《李东阳续集》，第33页。】。对之前明人较少涉足、需要两人以上合作的联句，他与同僚和同好们在职事之馀也樂此不疲，沉酣不已，有多达五六种的《联句录》之编（详后）。即使到晚年，做文坛盟主已很多年的李东阳在不幸痛失爱子李兆先后，也仍不废诗。此时的他固然不好意思主动写诗，但在得到别人的吊唁诗后，就立马采取了“借韵答之”、“辄借其韵以泄予思”的变通方式来写诗，且“多至数十首”。面对“至哀无文，古人所戒”的可能指责，李东阳除用“悲歌当哭，盖亦有不得已焉”推卸外，还给出了一个自觉理直气壮的理由：“且是物也，乃吾子所深领而笃好者，九原有知，宁能不以是望我耶？”【李东阳《哭子录小引》，《李东阳集》第一卷，第713页。】认为“是物”即诗歌乃联结父子的共同爱好，可以穿越幽冥，抚慰泉壤。在李东阳心目中，他不仅将诗的癖好传递给了下一代，而且下一代即使身殁，也依然盼望着老父诗歌的浇灌。
由此灼然可见，李东阳对于诗歌深入骨髓的痴癖，已远远超越于之前和同时代众人之上，虽有诸多的担忧和辩解，但最终还是直面爱好，承认自己无法抛却的诗人身份。这种转换，既是弘治之后思想氛围渐开、诗学积累发展的结果，也是李东阳个人的高标挺秀，代表了文学审美主义时代的到来。而且这也是明人对于李东阳的共识，其材料甚多，此以何良俊的说法为例概之：“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坐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论风流儒雅，虽前代宰相中，亦罕见其比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第67页。】李东阳代表了文坛领袖由“兴事建功”型向“风流儒雅”型的身份转换。
四 “牢笼士类”的文学盟主术
关于弘治中兴时期刘健、李东阳、谢迁组成的三人内阁，《明史·谢迁传》曾引时人语作一经典判断：“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张廷玉等《明史》卷181《谢迁传》，第4819页。】指出李东阳有心机深沉、善于筹谋的特点。李东阳的同僚后辈王鏊亦言：“东阳以文学负大名，性善因事弥缝将顺，又能以术牢笼士类，使出门下。士之有才艺而好名者多归之。朝有美政，则为扬于外曰：‘非西涯不能为。有不当，则曰：‘西涯争之不能得。”【王鏊《王鏊集》，吴建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37页。】言其用“文学”、“术”，“牢笼士类，使出门下”，从而垄断朝政舆论。其政敌王琼《双溪杂记》亦云：“东阳以神童与程敏政齐名，专以诗名，延引后进。海内名士，多出其门，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当时有识之士，以为数年后东阳柄用，引进一番文士，尚名矫激，世变必起。”【李贽《续藏书》卷11《内阁辅臣·李东阳》引，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也指出李东阳善以诗名吸引后进和名士归附其大纛之下，引领了一番士风激变。这些都说明李东阳在时人心目中有相当自觉的以文学谋取政治地位的策略，而政治地位又加强了其在文学场中的盟主地位，可见其对文学场的苦心经营非但不是前人所鄙弃的玩物丧志、不思进取，反而是积累政治权力资本的“屠龙刀”。具体而言，其文学盟主术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李东阳有继承台阁前辈成为当代文学盟主的强烈自觉意识。
与同时代的竞争者如谢迁、程敏政、吴宽、谢铎等人不同，李东阳十分注重明代文权在台阁内部的传承书写，目的是落脚到自己身上。在他书写的明代文学盟主系列中，他是处于台阁内部宋濂、杨士奇、刘定之等人之后的第四代传人。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四次有意识的声明。一在为庶吉士馆师刘定之的文集序中梳理明朝文柄的传承脉络，指出刘定之对其接替文柄的殷切希望和理论教导，明显是在模拟重构苏轼对欧阳修嘱托文坛使命的话语模式：“先生尝阅东阳阁试《炎暑赋》，进而谓曰：‘吾老矣，纵不死，亦当去矣。子必勉之。” 【李东阳《呆斋刘先生集序》，《李东阳集》第2卷，第74页。】二是在为翰林前辈倪谦的文集作序时，再次确认了上文由宋濂、杨士奇到刘定之的谱系，根据的还是翰林台阁内部相传的传统，其中宋濂是“首任制作，而犹未得位”【李东阳《倪文僖公集序》，《李东阳集》第2卷，第129页。】。三是在作诗唱和时，向世人坦然宣称他就是继承了刘定之在台阁的衣钵，而且也将通过教习庶吉士的方式将其发扬光大。此意见于其与程敏政同时受命教导庶吉士时与屠滽唱和的《次丹山屠都宪韵》之第三联：“规程永乐千年制，衣钵文安两派传。”【李东阳《次丹山屠都宪韵》，《李东阳集》第1卷，第410页。】第四，李东阳到暮年时还想将盟主之位当成私人物品，传到自己选定的下一代接班人邵宝身上。其证据就是当邵宝以户部侍郎告归时，李东阳作《信难》一篇送之，“以欧公之知子瞻及子瞻之服欧公者为比，盖西涯之绝笔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邵尚书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71页。】。以主动自觉的盟主意识作指引，正是李东阳在一个文艺气氛渐趋开张的时代与宋濂、杨士奇等人的不同之处，也表明了之后的文学盟主不再是高官显爵和制度优势就可以自动获取，还需要有竞争力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段。
其次，李东阳具有引领时代的宽博而有格调的文学观念。
从制度传统的承袭而言，李东阳文学观念的基础底色自然还是“三杨”以来较为正统的台阁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但土木堡之变所引发的景泰至天顺间上层政治势力的急速更动，以及成化、弘治以来明显的思想松动和文艺活跃，又促使李东阳如果要成为新时代的文学盟主，就必须因应时代和个人情志，做出必要的发展和改变。这个发展和改变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大的方向。
一是扩大台阁文学的取法范围，调和台阁与山林的关系，以吸附更多的流派成员和追随者。总体而言，“三杨”时代的台阁取法较简明，在以经学为本、道统为归的前提下，较为偏向后起的“近传统”，诗歌是汉魏晋而后的盛唐李、杜、王、孟，古文是秦汉而后的唐宋韩、欧，而文之唐宋又较为偏向文字更加明畅、思想更为正统的宋文和“欧体”【参见：冯小禄、王乙《“三杨”台阁派的诗文统系和论争特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20-125页。】。而台阁、山林的关系，则是崇台阁而卑山林，明初宋濂即言：“山林之文，其气瑟缩而枯槁；
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宋濂《蒋录事诗集后》，《宋濂全集》，黄灵庚编辑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27页。】这些观念对台阁独占文权有好处，却对扩大台阁文学的社会影响无大好处，盖思想偏狭，趣味单一，流行既久，必生肤廓之弊。于是李东阳“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沈德潜、周准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诗文取径亦转向宽博，不主一格。钱谦益即言：“西涯之文，有伦有脊，不失台阁之体。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钱谦益《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759页。】对台阁古文长期学欧的弊病，李东阳亦是洞若观火，直言不讳：“后之为欧文者，未得其纡馀，而先陷于缓弱；
未得其委备，而已失之覼缕，以为恒患，文之难亦如此。”【李东阳《叶文庄公集序》，《李东阳集》第2卷，第110页。】表现出一种反思台阁体的精神趋向。至于对台阁与山林，李东阳认为二者系“台阁气”与“山林气”，“必有其一，却不可少”，并说：“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第185、225页。】从话语企图言，此有拉拢吸附其时具有山林面貌的陈庄诗派和在野吴中派（以沈周为首）的作用。
二是加强台阁文学对于诗文写作技法和审美趣味的深细探索，以提升台阁文学的审美品质和格调。在此之前，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文学往往热衷于向世俗大众推销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政教功能论、“性情之正”论、“修辞立诚”论和“积养为文”论等，而不大愿意讲具体而微的文法和诗法，这自然是他们的“大文人”意识在作怪。而李东阳虽也有“大文人”的表现，但已经在诗文尤其是诗的技术性和审美性道路上跨出了关键一大步，成为中国古典诗学格调论的重要言说者和实践者。其标志性的理论成果，自然是广涉诗法、音节和格调的《怀麓堂诗话》，而创作成果则是《拟古乐府》、《习隐》及各种联句、集句、和韵、组诗之作。在强调诗文之别的基础上，李东阳重点研索了诗歌的体制、风格和音乐性，进而提出诗歌是一种眼耳之学：“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
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第24頁。】实质就是要指出诗歌除了附加的外在社会功能外，还有更为本质的，作为语言艺术的声音、文字的辨别与组合的技术性和超技术性。清潘德舆即言：“此翁于音节最留神，且其振起衰靡，吐纳众流，实声诗一大宗。”【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富寿荪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9页。】肯定其对诗歌节律的艺术追求和对明代诗坛的笼罩影响，推动了明代弘治时期审美主义思潮的大流行。
以上两个方向的发展与改变，分别从广度上拓宽了台阁文学的审美视野和接受人群，又从深度上提升了台阁文学本已衰落的审美品质，从而让李东阳为首的茶陵风味流行天下。
最后，李东阳还有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各种精心联盟手段，足以“牢笼士类”。
与其他绝大多数来自外省的台阁中人相比，李东阳从祖父起就是首都北京人（虽仅仅是占籍的金吾左卫军籍子弟）。其一生除还茶陵祭祖和到南京、曲阜公干等三次短暂离开过京城外，“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奖成后学，推挽才隽，风流弘长，衣被海内，学士大夫出其门墙者，文章学述，粲然有所成就”【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第245页。】。这种终其一生都未离开政治和文学中心的京城人身份，为其角逐登上并长期维持文学盟主的地位无疑助力甚大。另外，李东阳也与同时代台阁中人“杜门简交游，人人知自慎重。循至秉用日，尤避权势，远形迹”【赵贞吉《刘文简文集序》，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69页。】的简静寡交性格不同，他热衷唱和与交游，以至其父曾“以诗戒夜归”【李东阳《家君以诗戒夜归，因用陶韵自止》，《李东阳集》第1卷，第161页。】。而李东阳也确实展现了长袖善舞的政治和文学交际能力，沿用和发明了多种文学联盟手段。
具体而言，主要还是围绕其翰林阁臣身份的交际网络而展开的各类名目、事由的诗文集会与唱酬活动，可分为与具体职事有无关系的官、私两类。官类名目甚多，主要有参加朝廷祭祀大典的斋宿、谒陵、陪祀、翰林内阁夜间值班的宿直、经筵讲读、内阁赏花、乡会廷试主考的院闱、修纂典籍的史馆、南都雅会等唱和，以及到任赋诗、送别台阁内外官员的例赠赋诗等；
私类主要是私人聚会场合的节会、赏花、游园、同年会等唱和等。其中，内阁赏花唱和是台阁内部塑造官场齿爵等礼仪秩序的重要活动，而官馀的私下往来则加强了同僚和友朋间的感情与文学联系，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学联盟手段。
值得指出的是，李东阳在传统的分题、分韵、次韵、叠韵等诗歌唱和方式之外，还特别热衷于此前明人少用的联句和集句的文学联盟方式。尤其是多人参与、讲究才思敏捷和工力相当的联句，李东阳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成为其身居翰林、内阁而广泛联络郎署、外省官员，甚至下及布衣的重要手段，引领了成化、弘治间诗歌唱和“风会”“极盛”的局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41页。】。此处仅看其所参加的联句活动和联句结集，目前所知即有六种：《同声集》、《后同声集》、《玉堂联句》、《西涯远意录》、《会别联句诗》和《联句录》。“‘诗可以群这种注重创作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的倾向是诗歌创作走向普及与繁荣的巨大驱动力之一。”【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174页。】吴承学对于魏晋时期包括唱和、公宴、分题、分韵、赋得、联句在内的集体性创作形态的考察结论，可移评李东阳利用多种唱和方式所产生的文学联盟效果。
此外，李东阳还利用手中逐渐掌握的各项权力来为自己的文学盟主事业服务。在竞逐文学盟主的过程中，他主要利用乡、会、廷试主考和庶吉士选拔、教育的权力，为自己培养了很多文学同道和文坛后辈，此为茶陵派的主要人员构成。而在登上文学盟主宝座之后，则又利用新获得的阁臣和首辅权力，继续维持盟主地位，打击和排斥新近崛起的前七子派中的异见和异动分子如西北派中的康海、王九思、李梦阳等，引发了不少著名的文坛公案。
总之，多管齐下，以李东阳为盟主的文学流派和集群即赫然横亘于明代中前期的历史舞台，成为必须重视的文学存在。
五 结语
文学盟主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既关系着对于古代文学流派或文学集群的“自觉”程度认定，也关系着对于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潮流演变认识。而李东阳正具有这样的可以用其文学盟主身份来探究其所关联的台阁体和茶陵派的重要意义。在由明至今的明代文学学术研究史上，台阁体尤其是李东阳所在的茶陵派的文学流派性质向来争议极大，有以为是自觉的文学流派者，还梳理出了人数不等的成员，也有以为是非自觉文学流派即不是文学流派者，其“茶陵”仅是祖籍，不具特别意义，可谓各执一词、各不相下，而又似乎各有其理。而本文则从李东阳兼具台阁体和茶陵派的双料文学盟主身份出发，探究其何時成为文学盟主，如何成为文学盟主，有着怎样的制度背景、身份特征和文学运作，从而一方面可以较为有力地确认李东阳所在的茶陵派，由于其根本的翰林、内阁制度基础和其本人自觉的盟主意识、观念、手段，是一个可以称为“半自觉”的文学流派，另一方面也由此将文学盟主的讨论由一般的创作业绩、文学观念向更广的政治文化制度和文人身份层面推进，并触及在成为阁臣之前的翰林苦闷守望体验，把握翰林文学的生命抒情性质。
［责任编辑：唐 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