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鑫，李银兵，甘代军
（1.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2.右江民族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3.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3显然，化解乡村生态难题，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文化所具有的“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2]33的教育功能决定了其在解决我国乡村生态振兴难题中处于底层之锚地位。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价值取向和目标选择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文化因素，并非单纯的经济和技术手段所能解决，而是迫切需要人类思想观念的根本性变革，因此破解新时代乡村生态难题的前提和关键就在于广大农民群众是否具有正确的生态文化价值取向。诚然，在全面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我们还缺乏深厚的生态文化”[3]6。因此，建设“美丽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亟待加强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亟需在乡村掀起一场文化建设的价值理念“革命”。基于此，本文拟从为什么、如何做、做的价值三个视角入手，着重对新时代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性进行探析，力图彰显新生态文化构建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价值，以求教于方家。
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4]27一部人类发展史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史，也是人类生态文化观的嬗变史。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形态的不断演变，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盲目崇拜、控制征服、和谐共处的演化历程，人类生态文化观则经历了一个“修己以顺天”的“原生态文化”，“人为自然立法”的“现代生态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文化”的发展过程。
（一）传承超越：原生态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
原生态文化即传统生态文化，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兴盛于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具有典型的自然性、生态性、原初性等特征，反映了人类对生产及生活实践的直觉认知。因此，原生态文化是一种以生态安全为主要诉求、崇尚“天人合一”境界的朴素生态文化。
尽管原生态文化广泛内蕴于世界各大古代文明之中，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却展现得最为典型。习近平指出：“绵延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5]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乡村文化蕴藏着丰富的中华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一是秉持整体世界观。《周易》宣讲的“天地人和”、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道家提倡的“万物一体”都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二是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可持续利用自然的生态理念。无论是对林木禽兽的生长规律的尊重、“对万物生命平等的提倡，还是对自然资源的“取用有节”“以时禁发”的主张，都反映了传统生态文化尊重自然规律、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可持续利用的生态思想。三是内蕴浓厚的民本情怀。《荀子·王制》《孟子·梁惠王上》等传统经典都注重宣扬仁民爱物、生态关系民生的理念。
然而，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生态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6]。一是适用领域的狭窄性。由于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尚不发达，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有限，传统生态文化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洪涝灾害以及水土流失等领域，现代社会的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及水污染等问题鲜少涉及。二是科学性有待提升。传统生态文化主要以道德习俗、宗教信仰等民间生活方式存在，具有典型的朴素性、神秘性、宗法性等特征，缺少对自然把握的严谨完整论证。三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不足。由于认知工具的极其有限、认知手段极其单一，传统生态文化过分夸大自然的先在作用，轻视了人类认识并利用规律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由此可见，原生态文化的整体性生态智慧对现代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正向的作用，但其内蕴的“天定胜人”、重物不重人的思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的主体性发挥。
（二）扬弃重构：现代生态文化需要批判
现代生态文化出现在工业文明时代，兴盛于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中。作为一种发展优先理念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现代生态文化是对导致现代生态灾难的近代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发展思维进行反思与修正的产物。工业文明时代，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主客观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把征服和控制自然当作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这种反生态价值观驱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进而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现代生态文化就滥觞于这样的时空场域中。
现代生态文化是一种力图通过严格的环保制度和技术革新以实现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其孕育的土壤决定了它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生态文化法治化。生态文化法治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以法治应对生态危机的产物。自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 年）颁布以来，西方生态文化法治化系统推进，取得较多可供参照的成功经验，值得全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生态文化法治化借鉴。二是在本质上现代生态文化是一种“治疗性”生态文化。由于未根本扭转对待自然的态度，现代生态文化并未真正将生态文明作为主导文化伦理，而是片面强调用技术革新、法律惩戒等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秉持的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改造”的末端治理逻辑。三是现代生态文化是一种服务于资本增值的生态文化。“积累啊! 积累啊! 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7]686尽管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物质变换机制断裂的根源在于资本增值逻辑的发展，现代生态文化却曲意把客观的自然阈值当成生态危机的本源，大力倡导生态技术化、生态市场化。这只会导致生态危机的转移（向农民等弱势群体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消除。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家致富，也就是使其自身增大或增值。”[8]226现代生态文化不是倡导消除引发生态灾难根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文化，而是一种服务于资本增值的生态文化。可见，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生态文化尽管有助于高扬人的主体性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化，但其“人定胜人”“重人不重物”的理念却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异化，是现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还存在众多其他生态理念，这些生态理念对现代生态文化从不同角度予以批判，但这些思想主要局限于学术研究或民间范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性质，难以满足当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整个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呼唤一场文化革命。”[4]356显然，对现代生态文化需要理性的批判、解构与重构，人类的存续呼唤一种新的生态文化形态来支撑。
（三）赓续发展：新生态文化应运而生
新生态文化产生于由“物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的本质属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基础和对人类既有生态文化的批判继承特色，决定了新生态文化具有人民性、整体性、辩证性、共赢性四大基本特征。
第一，新生态文化是人民性的生态文化。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实现和谐统一的最高境界一定是共产主义，而要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唯有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生产生活方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化，新生态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生态作为基本民生，强调要在发挥资本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资本进行严格规范，为资本运行设置红绿灯，限制资本逻辑的存在场域。
第二，新生态文化是整体性的生态文化。马克思在突破“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藩篱的基础上，提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9]161、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9]161的真知灼见，认为人、自然、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10]383，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才不会招致自然的惩罚与报复。新生态文化则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有机体的思想，宣扬“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3]55，以系统思维坚持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1]50的高度和深度看待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关系，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12]48。
第三，新生态文化是辩证性的生态文化。马克思在指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对人具有制约性的同时，强调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9]209，认为人类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在改造自然中通过生产劳动同自然界交换物质。而新生态文化宣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50，推崇“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提倡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力求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第四，新生态文化是共赢性的生态文化。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解应从谋求抽象的个人生存转向追求现实的人类发展，必须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新生态文化立足于社会主义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国际格局总体上仍西强东弱的时空场域，结合中国和全球环境治理的现实，就全球生态治理难题，坚持“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正义原则，追求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与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统一，努力建构全球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同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显然，新生态文化是对整体性视阈的原生态文化范式的反思与超越，是对主体性视阈的现代生态文化范式的解构与重构，是对去启蒙理性的后现代生态文化的批判与借鉴。新生态文化重新诠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以整体性的和谐限制主体性的偏颇，以主体性的进步摆脱自然对人类的束缚，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旨归，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21 世纪的最新表达。而今，新生态文化已从一般性国家文化上升至国家的核心文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艰辛历程中，新生态文化将为建成农民富、农业强的美丽乡村发挥强基铸魂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13]361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得以构筑起来的。”[14]96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现代生态危机根源于人性的异化。因而，破解现代生态难题的关键就不在于自然本身，而在于人类社会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那么要绘就乡村生态振兴新蓝图，就必须坚决摒弃单纯诉诸科学技术等手段的生态末端治理逻辑，就必须依循乡村特色坚持科学引领、合理规制、多元协作三位一体原则建构乡村新生态文化，以文化样态的进化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从而开辟出一条化解乡村人与自然矛盾、实现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
（一）科学引领：乡村新生态文化构建的根本遵循
“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12]48价值理念在乡村生态文化的营造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深入考究当前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难以深入推进的根源，还是在于跟乡村传统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价值理念的禁锢。因此，要有效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生态振兴，就必须通过科学引领使广大农民群众从狭隘的传统发展模式中走出来，接受倡导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生态文化。
一是坚守农民群众本位的价值导向。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源于社会存在又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定阶级或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指出：“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15]22这就告诉我们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要践行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紧密关注农民群众现实生态利益诉求，切实解决农民群众实际生态难题，既要讲道理又要办实事，从而在维护农民群众切身生态利益中扩大乡村新生态文化建构的群众基础。
二是突出生态文化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在乡村弘扬新生态文化，应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包括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生态公正等意识的培育）、生态科普知识（包括农药化肥与农用薄膜的科学使用、生活垃圾的科学处理、水产生态养殖技术传授等）和生态法治理念（涵盖农民生态权利与义务、农民生态维权与生态监督的方式和渠道）等内容的系统化教育，以唤醒全体农民群众的生态主体意识、提升他们的生态文化素养。
三是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在秉持科学客观的基础上，要着力考虑不同农民群体的知识层次、态度和兴趣等实际，着力提高引领的针对性和匹配性。对普通农民群众，切忌脱离实际、远离生活、抽象空洞的说教，不然会招致普通农民群众的反感甚至抵制。而对于乡村中既是新生态文化受教育者又是新生态文化传播者的党政领导干部、教师、青年学生等群体，只有对其进行必要的中外生态文明思想对比式理论教育，才能提高其对新生态文化的理解深度，进而发挥其模范和宣传作用。
四是坚持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相统一的宣传策略。加强各类媒体宣传，是充分营造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舆论氛围的需要。鉴于农民群众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不同群体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年轻人群体新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等现实，既要充分发挥好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及板报、横幅、标语等传统手段的引领作用，也要发挥好新媒体平台的优势，才能确保实现新生态文化在乡村的长效性全覆盖。
（二）合理规制：乡村新生态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马克思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9]184。显然，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规范人与人的关系来引导。乡村生态制度属于广义乡村生态文化的范畴，健全的乡村生态制度是建构乡村新生态文化的根本保障。积极推进乡村生态制度建设，实现乡村新生态文化理念与制度的融合，是塑造乡村新生态价值观念，引导农民群众改变不合理的既有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建立健全具有乡村特色的生态环保执行机制。为防止生态文明建设在乡村的虚化和空转，要以责任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原则，与时俱进修改和完善村规民约，实现国家生态政策、生态法律的在地化、乡土化、具体化。要建立健全基层党政干部（尤其是村两委班子成员）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提升机制，以不间断的系统化培训提升基层党政干部生态文明理念，以更明确的赋权激发基层党政干部创造乡村生态奇迹的潜能，以人财物的可靠保障不断解除基层党政干部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充分发挥的后顾之忧。要建立健全乡村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奖惩机制，以奖惩执行机构、平台、手段的明确化、本地化推动农民群众遵循生态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实践。
二是要建立健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健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评价考核机制是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决策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在乡村落地见效的关键抓手。要明确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考核评价工作的具体牵头主体，建立健全符合乡村特色的科学量化指标体系，推行党政干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动态考评机制、评价考核结果公示与申诉机制以及问责追责机制，建立并完善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评价考核结果运用机制，将新生态文化创建综合评价结果作为党政干部评优选先、提拔使用、调职晋级、教育的重要依据，以充分发挥考核的生态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三是建立健全农民群众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决策参与机制和监督机制。“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19，这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要尊重农民群众生态需求表达权，高度重视完善农民群众生态需求表达途径，建立农民群众生态活动决策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生态制度制定中的作用。要推行乡村重大生态问题决策听证制度，建立和完善乡村生态监督激励机制，培养和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态监管能力，设立专门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热线、微信客户端、QQ 群等，畅通农民群众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建议、监督通道。
（三）多元协作：乡村新生态文化实践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6]335乡村新生态文化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须建立在多种力量有机统合的共同体基础之上。共同体作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一种人类社会结合体，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稳定高质量生产或生活的一种本能选择。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党政、学校、农民群体、企业、相关社团等力量建立起多元合作、良性互动、各司其职、各承其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其生态思维与生态行为的有机统合，才能在贯彻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原则中达成建构新生态文化的效能最大化。
第一，党和政府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坚持和完善党对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7，贯彻落实好党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11]20的要求，谋划好建构乡村新生态文化的顶层设计。政府要强化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的职能和作为，加快构建现代乡村生态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要注重加强生态文化休闲园地等乡村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文化服务能力建设。
第二，各类学校要积极承担乡村生态文化教育的主体责任。对全体农民群众开展系统化的生态伦理道德、生态科普知识和生态法治教育应成为乡村各类学校的基本职责和功能。一方面，乡村各类学校要把新生态文化教育作为乡村青少年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制定科学的生态文化教育大纲，实现新生态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另一方面，生态文化教育是一种终身的和持续的教育，学校要与政府和其他相关力量通力合作担负起乡村成人生态文化教育的职责，将新生态文化教育真正纳入到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第三，农民群体要发挥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主体作用。农民群众不仅是新生态文化服务的主要对象、受益主体，也应是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作为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因”，农民群众主体参与性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异化。只有坚持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新生态文化在广大乡村才能实现内源式发展。因此，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要不断激活农民群众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要不断调动其弘扬新生态文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其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中，实现生态价值观念的蜕变。
第四，企业等社会组织要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发挥协同作用。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生力军的企业要以彰显绿色底色、坚持底线思维、矢志科技创新的理念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文化产业，树立把实现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促进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良好形象，致力于达成在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生态产品和文化服务中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生态觉悟。各类生态环保社团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组织农民群众、教育农民群众中，共同提升农民群众的新生态文化素养。
“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工业化社会里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思想、眼光、价值优先顺序的紊乱。”[17]45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也就不能有效化解中国乡村的生态困境。根据我国乡村独特的社会属性，开展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弘扬倡导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和谐的新生态文化，实现乡村文化样态的进化，才是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生态价值危机、进而破解乡村生态难题的治本之路。
古人曾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习近平强调要“从全局角度、从整体上、从大局上看问题，要观大势、谋大事，要视野开阔、胸襟博大，要重视大的原则。”[18]178新时代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超越了单纯乡村新生态文化建构的偏隅，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一项固根本、稳大局、利长远的“政治”事业，是关涉农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现代治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历史性工程”。
（一）生态民生：农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时代选择
习近平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1]31随着广大乡村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变的发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上升为关涉广大农民群众美好生活实现的重大民生问题。而新生态文化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原则，谋求让广大农民群众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过上更健康更幸福的高品质生活。第一，以乡村绿色发展为农民群众美好生活奠定丰裕的物质依托。与生态中心主义只讲生态保护不要发展的乌托邦幻想迥异，新生态文化不是以牺牲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为代价谋取生态环境的改善，而是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50的理念，强调要把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谋求开辟一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从而在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的发展中保障并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第二，以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为农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公平的健康保障。推进乡村生态新文化建设旨在营造乡村“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社会新风尚、开辟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道路。在广大乡村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化，让广大农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3]33。第三，以先进的生态文化思想为农民群众美好生活增添精神养料。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认为：“生活质量应在满足人深层的精神方保持增加。”[19]26新生态文化的弘扬将为农民群众供给更加丰富系统的生态科普知识以满足农民群众提升生态科学素养的需要，将帮助农民群众建立对大自然崇高且深邃的审美情趣以满足农民群众塑造美丽内在人性品格（内心对自然的敬畏和责任） 的要求，将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的能力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情怀的需求。
（二）生态制度：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3]24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实现新生态文化制度化，是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0]33新时代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呼唤新生态文化的出现。新生态文化是新时代乡村生态治理之魂，它通过为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社会氛围，以价值共识实现乡村生态的柔性治理。文化是制度得以衍生的土壤，制度内蕴的刚性规制功能特质是铸就乡村新生态文化的保障。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以治理现代化为基石的，而制度是治理现代化的“起点或根本”。“一切事务成败的首要原因是国家制度的形式。国家制度是所有设想和行动计划的源泉，也是其得以实现的保证。”[21]257健全的制度是支撑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基石。乡村生态制度是依系于新生态文化价值形成的协调乡村生态建设的规范总称，是乡村生态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生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保障了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参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乡村生态制度的价值理念规定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乡村生态制度的指导性和约束性属性则明确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责任界定，乡村生态制度的鞭策性和激励性特色提供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动力机制，同时乡村生态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特征又保障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有序性和预期性。可见，乡村生态制度是新生态文化在新时代乡村落地见效的制度保障，是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三）生态愿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使然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22]163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是一个超越生态文化领域而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行为关联着的重大问题，关涉中华民族复兴这个伟大梦想的千秋大业。第一，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需要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城乡发展失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3]。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4]42，良好生态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作为关键一环的生态振兴具有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地位。只有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弘扬新生态文化，才能在乡村厚植以绿色生产引领乡村产业振兴、以绿色导向政策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以先进生态文化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以绿色体制改革推动乡村组织振兴的社会土壤，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5]21的乡村振兴总要求才有可靠的基础。第二，建成美丽中国需要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26]281。美丽中国的建成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美丽乡村既是美丽中国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27]，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只有唤醒和激活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态主体责任意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这个乡村主要群体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乡村生态振兴才有可靠的主体力量，天蓝地绿水碧的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才有实现的可能。而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弘扬新生态文化是培植和提升农民群众生态素养，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生态文明建设主体性的最基本渠道。第三，夯实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需要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乡村新生态文化的弘扬和普及、乡村生态振兴的最终实现，意味着中国超越西方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形态的形成。这种新文明形态，将会创建一种人类与自然、生产与消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全新关系，开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全人类共享的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发展新路，从而为人类破解生态难题、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在乡村建构新生态文化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这既是破解乡村生态难题、呼唤为先进生态文化提供价值支撑的结果，也是由新生态文化作为人类既有生态文化的反思、超越与升华产物的先进属性所决定。习近平指出：“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12]149通过科学引领、合理规制和多元协同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实现新生态文化在乡村的普及，对于翻开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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